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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在岁月的长河中，我国有无数文化瑰宝。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和精湛艺术技艺的古建筑，因其多样性构成了中华民族千年历史中独特的印记。
不容忽视的是，在新型城镇化大步迈进的背景下，城市建筑与古建筑如何和谐共存的问题日益凸显。
如何保护和传承好古建筑？如何处理好建筑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城市建设间的关系？对此，中国城市报记者进行了采访分析。
原地保护 活态传承
从收藏到修复，再到后来的原真性恢复，上海燊榕古建保护研究中心理事长秦同千和古建筑的缘分，已走过了整整三十年。
在他的老家浙江上虞，两处仓库、一所学校内，装满了他这些年“淘”到的老物件。“30年来，我收集了600多个明清时期的宅子，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这些古建筑能够得以传承、修复、活化。”秦同千告诉记者，在他心中，一根梁、一扇窗、一片瓦都是无声的历史，是可视的文化。
时光倒回2008年，在距离浙江绍兴市区不远的一片山坳里，秦同千偶然发现了一片古宅。由于古宅所在区域占地面积不大，依据经验，秦同千认为不会大兴土木异地动迁。
那怎样才能活化利用并引人来此参观？一个想法在秦同千脑中萌生——成为酒店，打造休闲旅游度假区。
也就是从那时起，一支超过400人的古建修复团队成功组建。在北京首旅集团董事长段强等人的帮助下，经过多年努力，2015年，这片古建更名“绍兴·品臻园”，并开门迎客，以“原汁原味”的面貌重新走回舞台中央。
绝无仅有的老物件，加之多姿多彩的现代元素，活态保护让这片“凝固的古典音乐”又重新奏响了文化之歌。
“谁的古建筑，谁就有责任保护，这是大逻辑。”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向记者表示，由于古建筑从属的对象不一样，因此保护主体也分层次，即政府保护、公司保护、NGO保护和个人保护。
在他看来，保护古建筑，保护的是它的“形”。任何古建筑都要在使用中保护。“在巴黎一些老城区，古建筑内部构造已经被拆除了，但是一圈墙皮都留着，在里面盖了一个具有现代功能的建筑，人可以居住，这个城市就是活的。”杨宜勇说。
对此，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沈迟也表示赞同。沈迟指出，保护和利用要统一，适当地利用古建筑开展文化旅游活动是应有之义。
“保护也在于使用，完全不用也不利于古建筑的保护。很多古建筑就是长期没有人用，反而容易损坏。”沈迟说。
异地保护 焕发新生
在福建省永春县，有一座名为“华美楼”的古厝。赤砖红瓦，中西合璧的闽南风格寄托着海外华侨的乡愁。
然而，随着县城的扩建，古厝挡住了新规划的城市道路。拆了，令人惋惜；不拆，阻碍交通，这可怎么办？
经过几番论证，永春县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平移华美楼。最终，华美楼外墙用钢管加固，地基部分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从原址向前整体平移了15.54米。
无独有偶，江西婺源县篁岭古村的“怡心堂”，也是异地搬迁保护成功的典范。
早在2012年，怡心堂遭受花窗门片被盗之痛，损失严重。与此同时，房屋还面临横梁断裂、“牛腿”脱落、多处腐烂塌陷的窘境。为了留住独特的古建资源，当地政府最后决定异地搬迁并修缮保护。
上海文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祝君波认为，在古建筑保护和城市发展产生矛盾的情况下，原地保护是最高境界，但是异地保护也是值得研究、值得提倡的一种方法。
但同时，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圆明园研究会会长郭黛姮也提醒，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周围环境也应得到有效保护。
“现在许多有价值的古迹旁都开了商业街，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要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可以有房子新建或者修缮，但是不能乱来。”郭黛姮指出。
金融支持 融合共生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各级财政对古建筑文化保护的资金投入有所增加。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修缮负担过重，我国对古建筑保护的投入与实际需求之间仍有很大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告诉记者，古建筑保护资金主要包括财政性资金、文物保护单位的事业经营收入、社会资金投入、个人出资等。
“近年来，虽然我国大多数古建筑文物保护部门努力地引入社会资本、非公有经济和市场化管理手段，但这种引入目前看来相对有限，而且缺乏稳定性。”董希淼坦言。
保护资金不足的问题怎么解决？面对这个疑问，云月控股执行合伙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执行副会长宋斌认为，可成立基金为建筑的保护发展提供支持。他指出，利用债权基金、股权基金，以及股债基金形成深度开发；与此同时，公益型基金也大有可为。“虽然公益基金是以公益为初始起点，但会以商业化的方式运作，最终实现造福社会的价值追求。”宋斌表示。
董希淼提醒，在金融参与古建筑服务中，既要注重保护古建筑又要同时注重保护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
“金融的核心是经营风险，要推动金融更多参与到古建筑保护中，就必须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使金融在服务古建筑保护的过程中实现风险可控制和商业可持续。”董希淼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