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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年中，2018中国经济再次亮出可喜的“半年报”。一连串不平凡的数据展现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超强韧性、旺盛活力和充足后劲。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开局良好，继续充当着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动力源”。
事实上，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一个时期以来的主要特点是发展速度快，但同时也成本高、后遗症多。因此，从速度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发展，在发展理念和模式上需要完成一个转变，即从经济增长（一国一定时期内产品和服务量的增加）向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化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人口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寿命的延长、婴儿死亡率下降及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变化如社会福利的增进,贫富差别的缩小等）转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的瓶颈，未来一个时期内，应该进一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密切关注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经济活动的城市化趋势进一步强化和突出。也可以说，经济治理和发展已演化为一种“城市现象”或“城市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思考和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局限于“就经济论经济”，而应看到空间、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要素的客观存在，以及这些要素与经济生产活动的交互作用，由此作出的一种整体性和综合性的预测和判断，制定足以应对经济发展复杂性的政策和体制机制。
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空间、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要素的集聚地，有鉴于此，在研究经济问题和制定相关政策，应学会并善于运用城市的方式去思考和设计。从城市的视角出发，经济生产就不仅只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是和城市的其他要素如环境、政治、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比如污染问题主要是忽略了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贫困问题主要是忽略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而社会和文化的不健康则主要是忽略了经济建设与制度建设、人文建设的关系。只有充分考虑这些非经济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才能避免经济治理中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达到“综合施策”和“标本兼治”的目的。
以城市群为中心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长期二元对立的现实，造就了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态度。在理论上的典型表现是，把城市研究和农村研究、城市规划和农村规划、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截然分开。而由此造成的影响是，研究城市的往往排除农村，搞农村规划的也总是要把标准做得低一些，一切都成了“城里人”不同于“乡下人”的翻版。其实，农村研究本就是城市化研究的四大对象之一。但今天的城市和乡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难以分开了。如果今天还从城乡二元对立的角度去理解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在观念上是偏颇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及区域协调发展时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写到乡村振兴时更是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都说明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可以看到，进入2018年，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编制出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稳步推进。正朝着预期目标稳步行进。
由于城市群必然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因此可以考虑把乡村振兴纳入城市群的规划建设中，把农村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市、县、乡镇之后的第六层级来统筹布局。目前城乡政策、特别是土地的市场化机制和户籍政策改革，为这个新的空间结构提供了可能。
“板块”良性互动 助推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的本质在于可以提供一种“有意义、有价值、有梦想”的文明生活方式。要真正满足人民的需求，关键在于要实现协调和共享发展，解决区域和城乡之间、城市各城区之间的不协调、不平衡。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40年的努力和奋斗，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东部地区稳定增长，支撑引领作用明显，中部地区后发优势持续显现，西部地区发展较快，东北经济继续回暖。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出台，长江经济带生态共抓大保护格局不断优化，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建设积极推进……各大“板块”间良性互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
然而，目前乡村、东北、中西部地区仍面临着人口流失严重、经济发展乏力、环境宜居性较差等制约地区发展的难题，主要是因为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服务功能落后导致的。要协调城乡、东部和东北、中西部的差异，就要把大力建设落后地区的城市乡村作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具体说来，一是加强东北和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县城的基础设施和功能建设，建立就业、产业和基础设施三者的联动机制，朝着人口、经济、环境和文化四者协调统一、相辅相成的方向迈进，形成集聚人口、产业和增强内生力量的平台和动能。以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城市为中心，有利于促进东北和中西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较快地提升教育、医疗、信息化等公共服务水平。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中西部建制镇、农村的数量，促进农业人口向县级以上城市化单元的聚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中西部乡镇尽管戴上了国家重点镇等“帽子”，但在集聚人口、发展产业上基本上没有太大指望，不如裁撤掉，既可以提高国家支持资金的效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西部的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