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环境保护40年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尽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取得各种积极进展，但从效果来看，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就似乎并没有经济增长来得这么耀眼和明显，就指标上的对比而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不协调一致。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40年里生态环境质量的演进？

　　根据经济增长速度来划分，大致可以将40年的经济发展划分为1978-1992、1992-2012、2012-目前这样三个阶段，经济增速分别为平缓、快速再到平缓。

　　环境保护工作按照以上三阶段划分，可以发现，1978-1992年的第一阶段，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基本上与经济增长是相持平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体现在各类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的完善上。可以说，目前在环境管理上诸多制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个阶段。为何在经济增长较为平稳时，我国就开始引入系统的环境管理制度呢？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80年代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已经显现出对生态环境的某种破坏性，特别是部分地区发展乡镇工业所导致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引起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高度警觉；第二，就体制上而言，带有较强计划性质的经济体制始终本能地警惕着在环境保护上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对于先保护、后发展有着强烈的愿望。体现在环境质量的结果上，在这一阶段，各类环境质量并没有出现恶性的下滑，总体上反应了环境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关系。

　　再来看1992-2012年的第二阶段，这2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这里面改革开放的因素功不可没，一是为在21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画了基本的框架，二是2001年加入WTO，在实质开放上迈出关键一步。

　　经济高速增长，给环境保护带来极大挑战，其一，工业化、城市化等进程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不断逼近生态环境的承载极限；其二，之前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在侧重经济增长的市场经济发展面前失去“刚性约束”，逐步在执行上变得“富有弹性”。这两方面都意味着，本来尚可平衡的环境与经济关系，在压力此消彼长的影响下，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受此影响，即便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有了重大演进（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的情况下，生态环境质量仍然下滑。在这个阶段，生态环境保护的努力程度与经济高速增长所需的环保约束程度相比是不够的。根据历史资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

　　第一，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令环境保护在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上同时遭遇极大的困境，使得环境保护变得越来越“弱势”；第二，在经济增长重要性提升之后，在主观上削弱了抵御“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认知基础。正是这些主客观因素，造成了这环境与经济关系逐渐失衡的20年。

　　此后便是2012年后的最近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增速平缓的关键原因在于发展动能不足，尤其是体现在效率不高、市场活力不高等问题上。对此，2012年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启动，而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新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进而呈现出经济与环境的再平衡动态关系，这一最新动态直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结束。总体上，新一轮的环境保护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何理解这个阶段的环保工作呢？

　　第一，经济增速上的放缓某种程度上为环保工作创造了重要的“窗口期”，简言之，市场出现饱和的结果使我们有条件在环境保护上提出较高的要求和标准；第二，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特征的深刻理解，提高了政府和市场在环境保护上积极作为的主观意识；第三，经过40年左右的改革开放，同时受互联网等技术进步的影响，各领域改革措施的协同作战能力有所提高，改革的系统集成程度有所提升，从而加强了环境与经济协同的能力。

　　总体上，过去40年里的环境保护并不是在一个独立的制度空间中演进，而是与经济增长以及改革开放进程高度耦合在一起的，只有从经济发展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全面理解和界定40年来环境保护的真正内涵。（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节选自新华网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