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实践呼唤理论研究创新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进入了全面务实合作的新阶段，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经贸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与实践层面同步，理论界、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发展的研究探讨持续深入，知网的数据显示，2014年，以“一带一路”这一关键词作为篇名的文章有733篇，2015年有9804篇，2016年有8402篇，2017年较2014年增长了21倍，达到了16112篇，从数量上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大部分相关研究均从“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内涵、定位、障碍、对策等“宏观”角度展开，但却并未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此外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往纵深推进，各个国家之间中观、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不断深入、活跃，但与之相适应的学术成果较少，研究支撑滞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将持续往纵深推进，“一带一路”实践呼唤理论研究持续创新。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创新应该重点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由宏观研究向中观研究过渡，重点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别研究和行业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涉及沿线65个国家，各个国家在发展阶段、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从发展阶段来看，得益于丰富的能源资源禀赋，“一带一路”沿线的西亚国家人均GDP远超高收入国家基准线；中东欧国家发展程度较高，普遍处于中高收入国家或高收入国家行列；东南亚、南亚及中亚地区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水平都相对落后，处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行列，其中尼泊尔、阿富汗等国属于极为贫穷的国家。从工业化水平来看，“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之间工业化水平差异巨大，几乎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如社科院的研究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1个国家处于前工业化时期，14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16个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32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2个国家处于后工业化时期。从城镇化发展阶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既有城镇化水平非常高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卡塔尔等城镇化率已经接近100%，也有城镇化率不足20%的国家，比如尼泊尔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应该在充分考虑沿线国家发展共性的基础上，更多的从不同国家自身发展趋势及对外合作诉求，不同产业发展潜力、合作前景及产业转移动向等方面展开。

　　第二，由实践总结向理论创新过渡，提出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的问题仍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但是当前学界对发展问题的理论认识仍然有所滞后，归根到底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并未将当前的新形势更好地纳入分析框架。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最核心的主线是“农业国的工业化”，围绕这一理论主线，我们很好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中的“改革”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经济增长快速平稳。但传统发展经济学对“改革开放”中“开放”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不充分的，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合作的日益频繁，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入了新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实践的支撑仍然有所欠缺。下一步，应基于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实践，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更多地从实践中提炼创新，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更好地将“开放”的内容融入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拓展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创新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