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这说明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在新时代战略任务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这是京津冀三地必须紧紧抓住的协同发展战略窗口期。
由于京津冀转型和污染治理任务繁重的倒逼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需要,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如何优化创新的空间布局,成为重要环节。
大卫·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的启示
当代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其空间修复理论(spatial fix)认为,如果某个特定区域例如一个国家或地区产生了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而且自身不能通过地理调节或社会消耗来吸收,必然会转移到别的新的地区,导致所谓的空间修复,发生资本的空间转移,扩大资本主义的空间广度。
修复动因主要包括寻求更低的成本、寻求新市场、寻找新的原材料、对老工业区的改造等等。
fix是一个比喻,指特定的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式-时间上推迟和空间上的扩张。换言之,多余的资本积累会不断地找寻能产生剩余价值的空间,这一过程涉及到原有空间再投资,也涉及到超越旧的资本循环边界。剩余资本在寻求增值过程中突破国家界限,所以产生了全球化发展现象。
结合中国发展,学术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设立经济特区、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自贸区等等各种眼花缭乱的空间载体,包括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与发展,本质上都参与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的进程。
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的天时,就是遇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产业转移和“空间修复”的机遇,这导致了沿海率先对外开放地区在引进外资中得到较快的发展。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导向仍在延续,新的国家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区不断获批,仍可以视为一种空间修复过程,但空间修复的动力更多表现为国内区域间的资本流动、就近的劳动力流动,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在空间修复中成为主角和受益者。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下
空间修复的新特点
很显然,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的空间修复与哈维的传统空间修复理论有很大不同,体现为更强的国家战略主导、政策推动;对京津冀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更主动的调节;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以及更深层次的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构建等新动因。所以,京津冀空间修复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空间修复论。
第一,京津冀空间修复表现为国家战略行为主导。
京津冀的空间修复主要不是由于资本、劳动力过剩引起市场主导行为,更不是经济危机的化解方式,而是国家出于解决大城市病、对首都北京进行功能确认以后的政府主动政策调整行为。
在调整过程中,由于涉及因素错综复杂,采取了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推动,以保障达成修复目标。特别是随后作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的设立,更可视着在国家战略导向下空间修复过程。
第二,京津冀空间修复的动力主要来自区域内部。
显然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下,京津冀的空间修复过程也将以国内的资本流动、人力资本流动为主。
如果站在十九大报告“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角度看,京津冀的空间修复过程更是以京津冀本大区域内部的资本流动、科技人力资本流动为主。
第三,京津冀空间修复已或将在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副中心建设带动下加快推进。
十九大后更加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央调动资源的能力更加强大,以雄安新区为中心的、聚集国内外高端资源的能力将进一步提高,达成预期目标的确定性很大。
第四,京津冀空间修复将以创新资源的流动配置为主要内容。
由于以上特点,再加上京津冀区域、特别是北京的资源禀赋、雄安新区的定位,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将成为推动本区域空间修复的重要因素和主要内容之一。
第五,京津冀空间修复目的主要是解决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换言之,京津冀空间修复不是传统意义上为剩余资本和劳动力寻求出路,而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 解决京津冀内部不均衡不充分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发展问题。
优化京津冀创新空间布局加快协同
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建议
结合以上背景,新形势下在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进程中,需要按照新时代新的主要矛盾、新的环境条件、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来不断优化调适创新的空间布局,使创新在空间修复中起到引领作用,使空间修复反过来促进创新效率的改善。
第一,着力培育新动能。发挥科技金融、高端科技人才、高技术成果、大数据等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在京津冀空间修复中的引领作用,着力培育新动能。
这就需要针对创新要素流动配置的特点与规律,在空间修复中,通过合理空间规划调整,尽可能减少交通不便或距离过长阻碍导致的创新要素流动障碍,提高创新主体迁移效率。
第二,修订完善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方案。
围绕京津冀共同培育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目标,修订完善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方案,并向社会公开。
进一步加大全面创新改革力度,在北方创建体制机制最优的改革先行区,满足不同产业集群化发展需要,营造优良的创新软环境,形成以北京为原创地、津冀为产业研发制造基地的原创型新兴产业,形成战略分工、抱团发展,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格局。
第三,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力度。
结合雄安新区建设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科技创新空间布局,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力度。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小尺度的各类功能区创新共同体为单元、以中尺度的卫星城创新共同体为基础和城市间交通带廊为纽带,以北京核心区、天津城区、雄安新区为支撑的创新圈结构,共同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在小尺度上,要进一步发挥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区、自由港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作用,促进这些高层级高能级的功能区率先在大区域内乃至世界上整合产业创新资源,创建特色产业生态小环境;
在中尺度上,重点发挥“通武廊”各自的特点和处于京津冀金三角的共同区位优势,打造一批先进制造集群创新基地,探索综合性跨区域综合性强的协同创新共同体。
同时,进一步发挥京津冀交通带廊的交通通达快的优势,多个创新轴共进,启动津雄保高铁沿线、运河沿线的产业规划,形成运河文化创新轴+京津塘智能制造创新轴+津雄保新经济创新轴+津秦海洋科技创新轴等构成的多创新创业轴发展格局。(作者系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一版




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