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形态演化

　　随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智能终端等新型配套技术的嵌入为依托——的日益发展和广泛应用，国家治理已悄然进入“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时代，“互联网+”将成为引领国家治理深刻变革的根本因素和基本驱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国家治理形态也将随之进入对传统治理形态扬弃、超越和发展的动态演化过程。

　　——组织扁平化。“互联网+”固有的信息传递快速性、即时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特质，正对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路向和权力运行方式带来严峻挑战，原科层制下较高层级的组织机构，不再需要通过较低层级的组织机构的信息传递，就可以实现参与各方的在线互动和实时交流。组织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由等级分明的上下级关系发展演变为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

　　由此，既有的社会结构被裂变为并行的两元结构，即基于网络交往环境的“网络社会”和基于物质交往环境的“现实社会”。在“网络社会”中，人们不仅可以享有平等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而且还可以超越“现实社会”人为划定的界域和基于意识形态、信仰、地缘、种族等的隔阂，直接参与本国乃至全球性的公共事务活动。“网络社会”的这一特质，大大弱化了个人对组织的依附性，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国家治理模式和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日渐式微，治理组织扁平化趋势日益强化。

　　——重心底层化。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包含开放、平等、对话以及协商等意涵，这与“互联网+国家治理”的内在意涵完全契合。“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人人皆领导的“后权威时代”，人人都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人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存在感、参与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精英导向的基于经验和智慧基础的国家治理理念和程式逐步被边缘化，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底层群体导向的基于实证和智能基础的国家治理理念和程式正在浮出水面。“互联网+”时代，将不断“融合”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人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国家治理的重心不断向社会金字塔中的中底层偏移。

　　——形式多样化。国家治理活动是一系列决策活动的集合，而决策活动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一致同意”。因此，最大程度体现“一致同意”原则，既是人类社会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根本标志，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典型特征。“互联网+”时代，包括对民众心灵重建在内的信息沟通能力，将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实现形式，从而为实现基于“一致同意”原则的集体认同的可及性，提供了必要条件和现实可能性。

　　“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的中心并非建立在计划、管理、控制和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治理基础之上，而是奠立在以合作、民主、平等和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多中心共治基础之上。这种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网络赋权”，极大地激发了国家治理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集体行动能力。传统的国家治理结构正在因“互联网+”而发生深刻的变革，单一的国家治理形式逐步被打破，多样化国家治理形式正在加速成长。

　　——主体多元化。“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运用开放的电子舆论空间通过论坛、微博、微信以及博客等社交工具实现与他人的信息交流，任何人都可以有条件和机会充分参与到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中来，大大拓展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近年来兴起的“网络问政”，就是一种典型的基于公民论政、监督和官民互动为前提的新型政治参与方式。

　　“互联网+”时代，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理念深入人心，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的关注度空前高涨，政府被置于全民围观、全民监督的“天网”之下。公众参与的即时性、普遍性、全天候、无障碍，使公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得以最大程度彰显。近年来，不少官员的腐败问题就是最先被“天网”爆料，在“网络社会”充分发酵，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才回到“现实社会”得以解决和处理。

　　——治理协同化。“互联网+”时代，信息和信息传播是社会中各行动主体得以联结的“粘合剂”。不同的信息传播系统构造，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不同的社会动员能力，进而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构造逻辑和权力运行方式。“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系统构造——信息传播形态由机构基本信息传播单位向个人基本信息传播单位转变。由此，国家治理扮演的角色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元单向的“大家长”，而是“互联网+”生态中的一个个独立的行动主体。“互联网+”下的信息传播系统构造，型塑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促进了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国家治理并实现社会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良性互动。

　　（作者系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广州大学大数据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