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与古丝路

　　编者按

　　自古以来，四川一直就是开放包容之地，这里出产丝绸织锦，宋代时期蜀商又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使得这里成为南方丝路、北方丝路和海上丝路的重要交汇点，通过多条商道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保持商贸往来，在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繁荣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主要是指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3—14世纪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干线,是古代中国与亚欧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这条商贸交通线上，运送的物品以丝绸为大宗，故被称为“丝绸之路”。一般说起北方丝绸之路，都会将长安、河西走廊、西域、大漠、草原相联系，说起海上丝绸之路则会将泉州、广州、福州相联系，较少有人会想到远在西南内陆的成都其实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之所以如此命名，实是因为“丝绸”是这条东、西方贸易通商上最重要的产品，但较少有人知道古代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并不盛产丝绸，特别是生产高档丝绸品。因而长安与西域和亚欧各国进行贸易的丝绸大都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而成都就是丝绸之路主要商品丝绸的重要供给地。

　　蜀锦之乡

　　中国是世界上桑蚕、缫丝、丝绸的原产地，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生产丝绸，更不是所有生产丝绸的地方都生产高品质的丝绸。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是传说中丝绸发明者嫘祖的故里，也是中国重要的丝绸生产地之一。古蜀时期，成都就拥有了相当发达的丝绸生产工艺和生产系统。至汉代时，成都的织锦业已经高度发达，成为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早在秦统一蜀国之时，秦朝就在成都置锦官管理织锦；汉朝沿其制，也在成都设立锦官进行专业管理，并修筑锦官城，进行集中生产。蜀锦成为朝廷贡品，大量地运至长安，并畅销于全国各地。蜀锦成为王公贵族争相拥有的奢侈品和财富的象征，汉朝皇帝也多以蜀锦赏赐勋臣百官，动辄上千匹。据季羡林先生研究，在汉代都城长安，成都生产的“凌、绢和锦等丝织品还可用作交换货物的媒介”，“和金钱同时流通”。汉代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丝织业不论是产品数量还是质量，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后汉书》载：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这是当时人对蜀地丝织业兴盛的高度评价。蜀锦在汉代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扬雄在《蜀都赋》中称：“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紌繏匪须，縿缘卢中，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说明了蜀锦品种之多，文采之华美。蜀锦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成都。左思在《蜀都赋》中描写道：成都“圜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生动描述了汉代至三国时期成都蜀锦业的发达和精美品质。秦汉至隋唐，中国的锦织品基本上以蜀锦为主。东汉时期，成都的织锦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近年在成都老官山出土的东汉织机模型，经复原后，以实物充分证明了此一时期成都织锦技术已经进入程序编制阶段，其织锦质量和图案之美丽无可匹敌。三国时期，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温度普遍下降，山东、河南等的蚕桑业受到严重影响，襄邑等地的丝织受到沉重打击而衰落，成都作为全国最大的丝织业制造中心，其产品供应海内外，此种垄断地位一直保持到隋唐。当代丝绸考古学家武敏先生认为：“成都地区是我国织锦最早产地之一，魏晋以后，织锦已专为蜀有”。“从南北朝到隋乃至唐初，在全国范围内能提供织锦作为贸易商品的，只有成都地区”。隋唐时期成都的丝织业有更大的发展。《隋书·地理志》载：成都“人多工巧，绞锦雕楼之妙，侔于上国”。蜀锦织造技术在唐代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都的丝织业规模也更为庞大，唐玄宗时期，一次上解京城的丝绸织品就可达10万匹。成都等蜀中所生产的丝绸织品不仅能够满足蜀地官民的需求，而且还大量向外输出，特别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向西域和欧亚等地输出丝织品。

　　近数十年来，在新疆和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成都所产织锦等丝绸实物。比如，新疆博物馆所藏的唐代丝织物残片“连珠龙纹锦”背面，就有墨书题记“双流县，景云元年，折调细绩一匹，八月官，主薄史渝”。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罕见的有出产地记录的丝织物。此外，在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还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等蜀锦蜀绸名目，并标有上、中、下三等价格，真实地反映出了四川丝绸在西域贸易情况。“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丝绸作为特殊的贸易品，是其最重要的载体。而蜀锦，则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支撑”。可以说，汉唐时期成都是中国主要的丝绸生产地，为千余年间北方丝绸之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丝绸商品。

　　丝路贸易

　　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一直到西晋，北方中原王朝的强盛保持着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控制和影响，因而成都所生产的蜀锦也主要是通过川陕道路进入关中，在长安集散，然后沿着长安——河西走廊——西域这条丝路销往西域和欧亚等国。西晋末年，中原发生严重动乱，从长安出发经由河西走廊的丝路贸易严重受阻。于是，一条新的商路开辟出来，这条商路从青海湖畔的吐谷浑王都伏俟城出发，经贵德、同仁，进入甘南，经若尔盖草原，再从松潘城顺岷江河谷茂县、灌县而下，抵达成都。由于吐谷浑国被刘宋王朝封为河南国，故而时人也称这条路为“河南道”。有研究者认为：“这条丝道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它的北段绕开了中央王朝的管辖区，而在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域内展开；其二，它的全程基本上是溯岷江而行；其三，其沿线的民族多为少数民族，如湔氐、蚕陵、冉马龙、白马、邓至等”。当中原的汉、唐两朝政权对西域能够有效管控的时候，北方丝绸之路能保持相当的畅通，成都通过长安或者洛阳连接上北方丝路，进入“外面的世界”。在南北朝时期，传统的长安——河西走廊——西域路线受阻，避开河西走廊的“河南道”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西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好吐谷浑及西域诸国，而且是北通柔然的唯一道路，虽曲折遥远，却安全可靠”。成都的蜀锦也正是通过“河南道”运往吐谷浑、柔然（突厥），再经由当地商人转手销往西域和亚欧等国。此一时期，不仅是成都的蜀锦产品，而且来自南朝各地的大量商品也经由成都，从河南道踏上北方丝绸之路，销往亚欧等国。同样，西域和亚欧等国的商品也沿着这条商路进入中国内陆地区，先是在成都集散，然后再分销到西南、江南各地。

　　汉唐时期，成都作为丝绸织品的主要原产地，支撑着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其丝绸产品经过川陕道和河南道，运至西域，被带到世界各地；而欧亚大陆的域外产品和文化也通过着这个交通网络进入成都，然后向西南各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扩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之路如果离开了成都，可否还可以称为丝绸之路，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川盆地的地形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成都是封闭的、保守的、落后的。然而，成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地理上的封闭性恰好促成了成都的开放性，推动了历代先民们为走出封闭的盆地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奋勇开拓，从而使成都成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成为汉唐时期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

　　今天，“一带一路”建设上升为国家倡议之时，重新审视成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探讨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