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要素供给要重民众生活

　　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实，就是要重视民生要素的供给侧改革，是为了民众身心健康、让民众生活过得安逸。民众生活过得安逸与否，有三个考察条件：一是生活环境状况；二是生活要素的享受状况；三是民众的精神状况。这三个条件都属于民生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点应当着眼于解决当前民生要素供给与需求存在着的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呈现在城市当中。

　　城市民生要素供给“生病了”

　　城市是社会供给给予民众的生活环境要素。长期以来，虽然城市化率越来越高，但是城市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即城市病。大城市人多、房多、车多、钱多、消费多，自然环境不好，生活压力大的人多；小城市人少、房少、车少、钱少，自然环境好，生活压力大的人少。那么，到底是大城市生活好还是小城市生活好？

　　目前，城市中存在着千奇百怪的现代化病症。从形式上讲，民生要素供给丰富多彩，但现实是，有的民生要素虽然存在，享用却很困难。这些不合逻辑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民众住宅、出行、就学、就医等民生要素供给存在很大的矛盾。

　　当下，城市住宅供给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的平均需要。据有关机构不完全统计，在我国，自1998年房改以来，截止到2015年末，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约183亿平方米左右，待售面积累计123亿平方米左右。商品房库存面积约57亿平方米左右，占施工面积的比重超过30%。按2015年全国城镇人口7.7亿，2.5亿个家庭，每个家庭平均3个人左右计算，平均每个人住房面积达到了25平方米以上，每个家庭住房面积超过75平方米以上，已经可以基本满足家庭居住标准需要了。然而，这种住宅的供给量与需求的情况还仅仅是按商品房的供给量计算的，还没包括相当数量的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在内的房屋面积，也未包括城市周边的“小产权房”。如果将社会的这些全部住宅拥有量与城镇人口数、家庭数对比，住宅的存量供给将会远远超过人口住宅的标准量。过大过多地供给住宅不仅是浪费自然资源，又会带来一系列自然、社会和人文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就目前全社会住宅占有面积来讲，用平均数来计算虽然超过了需求面积，但社会却呈现着有人多住房，有人少住房，有人无住房，有房无人住的情况。可以说，住宅供给是又过剩、又缺乏。鬼城、鬼楼就是住宅供给过剩的表现；当下大城市的租房群体增多就是有民众缺乏住宅的表现。房价高涨、城市无限扩大，中低收入者购房困难，但炒房者却收获了很多的经济效益。

　　城市病表现出的另一矛盾现象是汽车、就学、就医等民生必有要素的供给问题。民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汽车，在民众收入较少的时候，市场上的汽车价格很高，民众购买汽车的很少，买不起汽车，买车很难，出行缺少现代交通工具，但交通不拥堵；但随着民众收入增多，汽车销售价格反而降低了，买车很容易，交通出现拥堵，出行就更加困难。而与汽车的供给形态相反，民众上学受教育、就医治病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矛盾现象。民众收入少的年代，上学、看病的费用价格都很低，上学接受教育还可以免费，就学、就医很容易。但随着民众收入增高，却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的情况。为什么存在民众收入低，汽车价格反而高了；民众收入高了，汽车价格反而低的矛盾现象呢？又为什么存在民众收入低，就学就医费用也低；民众收入高了，就学就医费用也高了，享受要素也难了这样一系列的矛盾现象呢？

　　为城市病矛盾“下诊断”

　　虽然城市病的“病症”已经明确，但到底为何会产生这些“病症”呢？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民众生活要素供给过度商业化、市场化带来和形成的。

　　当代社会，对住房的需求有两类：一类是民众真正的生存性居住需求；另一类是投资性购买的需求，即投机性需求。这两种需求哪种是真正有价值的需求呢？哪种需求是刚性需求呢？一提到刚性需求，人们就普遍认为一定要购买住房的就是刚性需求，其实不然，真正的刚性需求应当是人类的生存性居住需求。过度商品化的住宅供给，住宅建造者已经不是仅仅为了满足购房者需要住宿条件的刚性需求，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有些购房者购买住房也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居住条件，是为了炒房来赚真正需要住房的民众的钱。于是，这就出现了有房者多买房，无房者买不起房的情况。

　　谈到汽车的供给，汽车生产商为了提高竞争力，力图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便以降低售价的方式向社会销售汽车，这就是典型的市场化浸入的商业化行为。汽车多供给根本就不是为了民众出行有车方便，而是供给者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其实，教育、医疗也是如此。教育资源的拥有者，明白现代人接受教育是绝对的刚性需求，因而便极力增加就学的费用；医疗资源的把持者，知道生病就医是生活的超级刚性需求，因而便敢于提高就医的价格。

　　经济至上主义盛行的当下，商业主义、市场主义、消费主义盲目扩张，几乎覆盖了民生要素的全部范围。涉及到民众身心健康的要素供给几乎都商业化、市场化了，这使得民生的保障便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为城市病、民众生活难问题“开良方”

　　中央针对当下的经济发展与人生活要素的关系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策略，使得社会开始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虽然房地产曾经或仍然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居民住宅的过度供给必须进行改变，更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变。住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使民众“居者有其屋”。同时，不能把住宅建设变成经济发展的主力，不能把住宅过度商品化，不能无限、过度发展，避免出现与住宅建设初衷相反的效果。应当建立均衡平等配置资源的社会，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应当控制在“够了就好”的状态之中，这样才能使民众本质性生活要素的供给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正因如此，住宅的供给不能过度地以经济发展效益为主导，应当以社会全面效益为主导。经济政策应当从属于社会政策，经济是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在前，经济在后，但有些地方却弄颠倒了，变成了社会政策要契合经济政策。

　　那么，如何让汽车供给、教育资源供给、医疗资源供给能符合民生保障伦理和逻辑呢？

　　从民众出行的交通工具的供求来讲，应当是“够了就好”。政府从管理上，应当实行限购汽车政策。具体来说，一是，可按购买者家庭或购买单位的人数来限定购买量；二是，可以提高汽车的生产成本，从而影响其销售价格。但是，为了保障民生，一个家庭购买的首台汽车，可以享受政策优惠。对于企业、单位来说，需要购买多辆汽车的，要根据其机构人数限购，同时不能享有首台低价的政策。为了限购的目的，政府可以在税收上提高汽车的生产销售税率，让人们能买，但买不了太多，严禁超量购买。当城市汽车拥有量减少、交通不再拥堵的出行环境下，一台汽车足以把家庭每个成员都顺利送到各个目的地，这既减少了人们生活成本的支出，又减轻了城市病。

　　从教育方面来说，政府的政策应当保证每个公民都有上学接受教育的。社会应当让人上学受教育的成本费用降低。如果教育成本降低，会呈现出与汽车降价的效果完全相反的正向状态。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民众的素质也会越来越高，最终将惠及整个社会。

　　从民众看病就医方面来讲，无关人民的收入高低，人们看病的成本费用都应当尽可能地降低，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福利保障。降低看病就医的费用低，这也可以达到与汽车价格降低完全相反的结果。降低民众的看病就医费用，才能提高群众医保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民生要素的供给要有“域理性”

　　长期以来，社会上对民生要素的供给有诸多偏离供给主旨的现象，即民生要素的供给不但没有让民众生活安逸、健康、无压力，有些要素供给数量、结构、方式方法反而令民众生活不安逸、不健康、有压力。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就是针对民生要素的供给目的和需求不对等、不合逻辑上的改革，也是对民生供给要素不够科学合理的反思。

　　对民生要素的供给要有结构、有限度，即要有“域理性”的思想和行为。

　　按照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理念——“域理性论”。所谓域理性论，是指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行动当中，不能机械教条式地、不假思索地盲目按照当下现实已存在的事物现象和规律规则建立起自己的思维，并得出自己的思想结论、采取行动，而必须要对已经存在的现实现象和事物存在与变化的规律规则进行重新评审、认定、比较，之后再划定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界限，最终达到真正科学合理的思想与行为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理事会福建分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