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发展及其立法问题

　　社区矫正是对我国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抓紧制定一部专门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矫正法，是立法部门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此，我就社区矫正的发展及其立法问题谈以下几点看法。

　　社区矫正制度是司法文明体现

　　我国的社区矫正的发展，是充分体现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社区矫正的特点就是把罪轻的犯罪分子放在社会上改造，而不是放在监狱里面服刑。其最基本的特点是让其融入到社会里面，促使他得到较快改造。

　　从2003年开始，我国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一开始是借鉴西方的，但是又结合我国国情，进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社会中对犯罪分子进行改造的社区矫正制度。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起步晚，发展快，这十几年来取得的进步是飞跃性的发展。北京海淀区、江西南昌、浙江台州等地的社区矫正工作做的很好，而且这项工作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完善。

　　国际上，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是基本趋势。联合国的一些刑事司法规则，如《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监禁替代措施》《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都倡导尽可能减少监禁，尽可能适用监禁刑替代措施。世界各国在保留适用监禁刑的同时，越来越倾向于社区矫正的适用。在许多国家，基于“监禁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的理念，只把最严重的罪犯送入监狱，把大多数罪犯都放在社区进行矫正，适用社区矫正人数占全部罪犯人数的5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达到80%。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在册总人数为70多万，接近全国罪犯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就说明我国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对其改造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社会上、社区里进行的。我认为这是体现我国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

　　犯罪分子被关在监狱里面，其自由很少，也非常的孤独。当然对于重刑的人监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最严重的还要判死刑。但是把犯罪分子放在社会里面改造，其自由度大，而且会接受来自社会、社区各个方面的积极影响。

　　另外，一个数字也非常值得注意，被执行社区矫正的罪犯去年的重新犯罪率为0.2%，这个数字充分说明我国社区矫正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提到在国际人权保障方面中国的成就，社区矫正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不把犯罪分子放在监狱里面而放在外面，人权保障的力度就明显的不一样，这是我国保障人权的发展，也是司法文明的进步。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自己的工作成绩，趁着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好形势，把社区矫正事业推向更快发展、更有成效的新阶段。

　　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问题

　　当前我国要制定《社区矫正法》，这项工作已经筹备了好多年。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社区矫正载入法典，两个基本法将社区矫正包含进去，这就使我国的社区矫正在基本法层面做到有法可依，进入了一个法制化的新阶段。但是，这还不够。随着社区矫正事业的进步发展，这项工作在今天需要全面的规范，进一步用法制来保障社区矫正事业的继续发展，并适应我国整体法治事业进步的需求。

　　现在《社区矫正法》正在制定之中。制定《社区矫正法》，应当明确司法行政部门的地位，我个人认为既然社区矫正局归属司法部，而且各地都由司法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因此在我们国家的管理体制就是司法行政部门领导社区矫正工作，我认为司法行政部门就是处于领导地位。

　　社区矫正专门工作人员的身份性质

　　《社区矫正法》制定中要解决社区矫正专门工作人员的身份性质问题。是公务员还是人民警察？这可能是尚未解决的争论焦点，我认为是公务员性质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也是底线。问题是能不能说其具有人民警察性质？如今正式的监狱狱警都具备人民警察性质，《监狱法》即如此规定。而针对负责社区矫正的专门工作人员，我觉得可以从社区矫正的对象这一角度来考虑。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犯罪分子，尽管这些犯罪分子的罪行较轻，但毕竟是犯罪分子。如果从犯罪类型来看，也有一些社区服刑人员属于放火、爆炸、涉枪、涉毒类犯罪，一些还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和淫欲犯罪，只不过他们在这些恶性犯罪中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或者经过一段监狱改造，假释或保外出来了，那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工作人员需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需要一定的强制性，也需要一定的政策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人民警察在社区矫正专门工作人员中应当占有一定的比率，这是从工作实际需要角度予以考虑。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