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赋湖湘 千年源流长

　　千百年来、在湖湘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民，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绵延于三湘四水之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丰富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中大放异彩的一朵奇葩，人们称之为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具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一个博采众长、广汇百家和不断积累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早期母体，楚文化中的祝融文化和蛮夷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直接源头。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反映宗教与神话的文献有屈原楚辞中的《九歌》《楚辞》《九章》《天问》和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以及各种墓葬习俗的考古资料。此外，由楚人与湖南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散文、音乐、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在春秋战国时都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与水准。

　　作为独立的湖湘文化及其实体湖湘学派，则起源于北宋末年，形成于南宋时代。湖湘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齐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有着爱国亲民、务实经世的共同点，但由于它形成的历史时代、地域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因而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传承”

　　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从秦汉到魏晋，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是湖湘文化的酝酿期。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湖湘文化开始在全国形成自己的特色，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元代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低迷时期，到明代才走向复兴，其时移民增长，农业经济获得发展。清代是湖湘文化发展的空前的新阶段。而反映湖湘文化连续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便已形成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湖南士人中的不断发扬与代代相传。

　　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湖湘文化便已形成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它在湖南世人中代代相传。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特别是到了近代，这种现象更加明显。王夫之大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统”观，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主张对孔孟儒学、老庄道学、魏晋玄学、佛理禅学等，都应“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他在《读通鉴论》一书中，对历史循环论、复古论、宿命论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在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类文明是向前演进的思想。并且旗帜鲜明地在政治上否定封建专制，在思想文化上批判唯心主义，充满着民主启蒙和吐放纳新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湖湘后学。魏源以经世致用眼光，力主扭转那种“不关军国要务、无视民族危亡”，“泥古不切时务”的乾嘉考据学风，提出把学术导向干预政治和革故鼎新的轨道。魏源遵循经世致用的原则，主编了《海国图志》，广泛介绍世界各国史地政情，倡学西方先进的科技、军事，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大力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著《仁学》熔铸古今，萃取中西等等。

　　突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即为贾谊。他虽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以及遭馋被逐的境遇，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民。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湖湘文化的这种精神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湖湘学者运用“华夷之辨”的理论，坚持抗金、抗元主张，反对妥协投降。而是许多湖湘人士还直接投身到抗元、抗金的第一线。到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王夫之身上。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早年举兵抗清，后兵败返乡，遁迹乡里，陋居山洞，誓不降清。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更加发扬光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近代湖南人士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神圣的使命与责任。其次，近代湖南人士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最终，近代湖南人士为了达到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目的注意把地址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有机起来。湖南人不仅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且也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在这一方面，郭崇涛和曾纪泽是先行者。湖南新政运动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中的最早尝试，在学习和宣传以及实施西方共和制度时，湖南人中不仅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一大批文字宣传家，而且也出现了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袁世凯复辟帝制，奋起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的人是蔡锷。当民主共和被后来的军阀偷梁换柱，仅仅变成一块空招牌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和社会主义共和爱国结合起来，把“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湖湘文化不存门户之见，又自成一体。南宋时，理学派别很多，湖湘学派对这些学派，采取兼容并包，融合众家之长的态度，即不盲从，也不自傲，而是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进行批判地吸收和继承。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均受到欢迎，可以到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岳麓书院传授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交流切磋。对外，湖湘文化充分汲取外来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也反过来使影响者受到自己的浸润。

　　在接收外来影响方面，湖湘知识群体有接收外来文明的自觉，如，魏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大力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著《仁学》熔铸古今，萃取中西；毛泽东等人探索并成功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革命理论等等，都是湖湘文化开放特性作用的结果。对外影响方面，如屈原的《离骚》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壮，又有“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的激越，其他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无不烙上了湖湘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印记，也彰显出湖湘文化的对外辐力。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既成的地域文化事实，必然有其相对固定的地域文化形态和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特征，而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不断创新、激活，才能产生经久不息的活力。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同样需要与时代精神不断融合，才能散发出历久弥新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