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稳根眼里的湖湘文化

　　作为地道的、土生土长的长沙妹坨，我记忆中的故乡是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魏源、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毛泽东、彭德怀……

　　一部中国近代史和湖湘文化交织纠缠，几乎无法分割。故乡是思辨的、革命的，甚至是彪悍的，但是故乡从来缺乏世俗的商业文化。 

　　湖南人骨子里有太浓厚的“家国家天下”情怀，注定了这里不是盛产普通商人的地方。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湖南能叫得响名号的企业很少，一个是“中意冰箱”，另外一个叫“远大空调”。如今“中意”似乎人去楼空，“远大”也渐渐声名寂寥。

　　直到2004年，一家湖南企业以出人意料的，但“很湖南”的方式闯入我的视野。有总统俱乐部之称的凯雷资本要以3.75亿美金的价格买下老牌的中国机械工程的老大——徐工集团，当时营收60亿左右的三一集团要求参与投标，报价4亿美金，却遭遇了闭门羹。

　　一旦凯雷资本的收购计划成功，对于正在上升期间的本土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中联而言，这将会是致命的打击。然而，对手是体量巨大的老牌国企和超级无敌的全球私募机构，所有的官方的、商业的通道都关闭了，看上去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处在黑暗隧洞中，没有任何出路。

　　然后我惊奇的发现，新浪博客上开始了一场巨大的舆论战—向文波(三一重工总裁)开始以笔作伐，在民族主义的悲情牌下，外国资本廉价收购中国国有资产，中国民营企业被排挤在外。这场论战很快星火燎原，激发了以国有产权改制中很多敏感问题为主题的全民讨论和高层关注。这一场看上去毫无胜算的商业战争就这样被生生地扭转了战局，凯雷资本收购流产，从此，“三一重工”这个名字，无可争议得进入了公众视野，带上了热搜体质。

　　在网上，网友对“三一重工”的评价态度也是矛盾的。“三一重工”作为“利益中人”利用舆论的破坏这次收购，是忧国忧民还是唯利是图？作为旁观者，很难一言以蔽之。

　　回头看历史，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是幸运的，中国的工程机械行业也是幸运的。在2004年之后的十年，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让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和和徐工集团都成为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翘楚。2004年营收37.67亿（利润0.37亿元）的徐工集团在2012年实现营收321.31亿（利润24.66亿元），成为全球工程机械企业排行榜上的第十一名，而曾同室操戈的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也分别占据了这个排行榜的第六名和第七名。

　　在2004年，正在加拿大的我并没有预见到这家企业未来十年的“历史”将在怎样的方向波澜壮阔的展开。作为一个骨子里流淌着“霸蛮”血液的湖南姑娘，我只是不禁莞尔，忍不住对这家来自故乡的、“霸蛮”的企业充满好奇，并想起了孙中山说过的一句话，“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后来，三一重工的新闻逐渐常见于报端，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吃螃蟹者、具有“狼性文化”的营销策略、和中联重科的同城德比、恩怨情仇……

　　2010年,当我回北大任教的时候，三一重工已经成为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领头羊。2011年，这家湖南企业风头一时无二。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梁稳根以700亿的身家加冕(福布斯和胡润)双料“中国首富”；七名执行董事集体登上福布斯富豪榜400强，其中联合创始人唐修国和向文波分列榜单的68位和79位。

　　2012年初，三一收购了全球混凝土工程机械的“爱马仕”——德国的普茨迈斯特。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中，这家欧洲企业曾是全球所有工程机械人的偶像与梦想。然而在经过十多年奇迹般的增长后，来自中国的三一重工成功“迎娶”普茨迈斯特，这个标的不算太大（3.6亿欧元）的并购案引起了商业世界的哗然。在历史的翻云覆雨中，来自中国民间的资本已经登上了舞台，并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和哈佛的金李老师聊到了这家彪悍的湖南企业，以他多年对商业案例的敏感度，金老师马上嗅觉到，这是全球企业篇章中一个有趣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一个缩影，建议我们见微知著，去捕捉这个企业背后的中国故事。因此，我们开始了对三一重工的系列访谈。儒雅稳重的唐修国、激情四溢的向文波、以及参与到这个故事中的大大小小的人物……限于篇幅，我们将所有材料裁剪成了2万字的哈佛案例。但案例背后，这个非常“湖南” 的企业以一种鲜活的、有血有肉的面目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再后来，中国经济下滑，工程机械行业遭遇冬天，尽管仍然保持了工程机械行业中国第一，全球第五的地位，三一重工增长的速度降了下来，也经历着所有大型制造业企业所经历的痛苦转型和蜕变。全球布局，海外扩张，进入金融领域，向产业金融领域纵深发展，在智能制造上挖掘潜力……我在很多很多次访谈中一再感受到的一点是，尽管已经是一家2000亿的大型跨国集团，可是这个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仍然保持着“非常湖南”的血脉。

　　和很多80年代的创业企业家类似，梁稳根他们保留着红色年代走过的那种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但和浙商、粤商、徽商又不太一样，在浓重的湘音背后，他们看上去缺乏商人的精明，反而有点戆直和天真。在一桩海外投资案中，三一重工认为自己被曲解和误伤，倔强地、螳臂挡车般起诉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幸运的是这个没有过先例的诉讼取得胜利）。2013年十八大代表的记者招待会上，梁稳根谈到自己的入党动机，又一语惊人是觉得 “共产党员娶的老婆比较漂亮”。

　　在媒体的描述中，这些碎片被放大，引起群体性的兴奋和毁誉半参，然而在现实的世界中，这个曾背负着“首富”枷锁的中年男子只不过想做他自己而已。

　　他少年时代经历文革，22岁考上中南工大，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他和班里年龄最小的唐修国畅谈理想，鼓励他“趁着年轻，好好努力，跑步去华盛顿，读哈佛”。很明显，70年代末的农民子弟大学生梁稳根和唐修国并不清楚哈佛大学不在首都华盛顿，而在波士顿，那时候的他们大概也只是将这个伟大的、不可触及的目标当做诸神山顶的桂冠。30年后，梁稳根的儿子考进了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完成了父辈的梦想。说起来，这样的故事更像是大时代的一个小缩影，也是个人命运与历史风云的因缘际会。

　　梁稳根29岁从体制里出走，但他从来不是体制的叛逆者。他笃信的是老乡曾国藩的“立德、立功、立言”，也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大学生一样，他骨子里渴求某种方式的“为生民立命”和“为万世开太平”。在80年代末那样风云激荡的时刻，他选择的“产业报国”既像召唤，也像宿命。这种“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谁为天下士，饮酒上楼头”的使命感从始至终贯穿着他的生活和生意，忠于时代和集体等同于忠于自己的内心，这似乎是湘籍商人的某种共性，或者，在更为“个人主义”的商业时代，这也是人杰地灵的湖南却没能像潮汕人或浙江人一样，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特色鲜明的商帮的原因吧。

　　人文情怀、历史感、使命感和这片土地一样，这是湘籍商人特有的气质。和每个复杂故事一样，我们无法对其简单以“好坏优劣”来评价，只能说，这是历史的馈赠，只能等待历史的演化和回答。

　　2016年底，在北京清河的三一重工总部，梁稳根和他的伙伴们长舒了一口气，30岁的三一重工第一次经历周期剧烈变化，经过五年的调整后，工程机械制造、能源、住宅产业化、金融几个板块重新布局完成，海外板块开始全面发力，恰逢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回暖，机械制造行业已经出清，开始了另一个小阳春。

　　笑起来眼睛弯成一条缝的梁稳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走路一阵风一样，说话干脆有力，没有任何冗余。和一个行业龙头企业所应该有的高度一致，他的思考都围绕着全球政经局势、国家宏观政策、宏大的海外投资计划，以及企业战略布局展开。直到晚餐快结束的时候，无意中有人提起，他那毕业于哈佛的儿子，低调稳重，而且，比父亲英俊。

　　这个一直利落如风的男子突然柔软下来，语速慢下来，声音里透着笑意的谦虚着，也嘟囔着抱怨儿子“这么大了，还没结婚”。

　　那一刻，我转头看见的是所有的光芒褪去后，一个骄傲的、操心的普通父亲。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