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供给侧砸向硬核桃

　　2016年，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用3至5年的时间，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据悉，2016年全年共关闭退出煤矿2000座左右，完成煤炭去产能2.9亿吨，超额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其中，山西、山东、河南、重庆、陕西五省市均超额完成了煤炭去产能的年度任务；山西省煤炭减量化生产的绝对量和占比都排全国第一，山西煤炭产量同比压减1.43亿吨、减幅14.7%，减产总量占全国压减煤炭产量3亿吨的47.7%。

　　无疑2016年的煤炭去产能攻坚战取得了骄人成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安排2017年去产能工作时提出，今年要再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那么，2017年全国煤炭去产能将面临何种情势？该如何砥砺前行？

　　中国煤炭协会副会长姜智敏表示，2017年煤炭去产能的难度加大，主要原因：一是2016年涉及去产能的部分煤矿已经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但2017年去产能将全部涉及目前正常生产的煤矿；二是2016年去产能过程中，通过遣散临时用工以及在职职工转岗等方式解决了部分人员安置的问题，企业内部自己消化冗员的空间在逐步缩小，因此2017年去产能时，人员安置将成为难点。

　　“此外，2017年宏观经济形势好于去年，水泥、钢铁、煤炭等行业盈利能力将处于较好水平，这也将使煤炭去产能更加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白玫研究员向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同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有喜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去产能推进过程中，民营股份退出、资产债务处置和人员安置资金成为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

　　民营股份退出慢

　　据悉，地方国有和民营企业煤矿平均单井产能偏小，是企业兼并和淘汰落后产能的重点对象。国有地方和民营企业合计产能8.7亿吨。除去产能规模较大的煤矿，预计兼并重组涉及的产能约5.4亿吨。

　　张有喜指出，随着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的不断深化，部分股份制煤矿进入关闭破产退出程序，但由于其股权结构复杂、涉及面广、利益多元，同时缺乏相关煤矿退出政策支持，一些股份制煤矿对关闭退出条件期望值高，在无法满足其溢价要求的情况下，对煤矿关闭退出不积极、不主动，甚至有抵触情绪，导致关闭退出无法推进。不仅影响了去产能工作进度，也影响了矿区的和谐稳定。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厘清股份制煤矿股东责任义务，债权处理原则，完善债务分割的具体办法，健全完善补偿机制，维护股东合法权益。”重庆能投董事长冯跃认为，借鉴国外好的去产能作法，总结上一轮煤矿兼并重组经验，认真研究完善去产能补偿机制和优惠政策，切实提升去产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山西煤监局局长卜昌森表示：整合矿井大多是国有控股、民营参股的股份制企业，股权情况复杂。虽然国有大集团控股，但在做出关闭退出决定时，必须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履行决策程序，如何保障股东权益特别是民营参股方权益还需进一步明确相关政策。

　　为此，张有喜建议：国家出台股份制煤矿去产能的股权退出政策，避免去产能矿井民营股份退出时，因产生评估溢价无具体操作依据。

　　资产债务处置难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煤炭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从2011年的58.9%，上升至2015年的67.9%，上升了9个百分点，表明煤炭行业财务风险加大。

　　据悉，关闭退出煤矿均属于长期经营亏损、资源枯竭类型矿井，资产负债率高甚至是资不抵债，煤矿关闭后，除去绝大部分的井巷类固定资产后，可变现和利用的机械设备、地面建筑物资产占比不足30%，煤矿的特殊性造成了资产的大量损失和债务的清偿困难。特别是一部分资源整合矿井在资产并购、矿业权价款缴纳和矿井建设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形成了各种地面、井下资产，这些资金来源基本为银行贷款，一旦退出关闭，国有资产处置和银行债务偿还是必须解决的，这部分债务必将转嫁给母公司或企业集团。

　　张有喜告诉记者，“十三五”期间，同煤集团去产能关闭的13个煤矿自身没有融资能力，共有贷款117亿元，几乎都是通过同煤集团贷款或者担保，用于这些煤矿的技术改造等，大大增加了同煤集团的债务风险，影响大集团的融资，容易造成资金链断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卢中原表示，对去产能过程中出现的债务问题，需要分门别类地依法依规处理，如不适应新情况，可考虑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司法解释，或授权国务院调整政策法规。

　　为此，张有喜建议：国家协调财政部门和银行出台去产能关闭煤矿债务处置的具体政策。一是首先允许企业集团公司成立清算机构，将关停产能煤矿涉及的资产、负债进行剥离，人民银行停息挂账。二是由国资委聘请中介机构对关停煤矿开展专项清产核资，结果报地方政府审批确认后，国家给予企业专项全额补贴资金，用于企业归还银行贷款等债务。三是企业集团公司为关闭煤矿承担的担保责任随之免除。

　　“国家还应该研究针对这类企业的支持政策，是否可以通过银行债转股、债务延缓等方式给予一定的政策照顾。”白玫认为，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重要措施。 

　　职工安置压力大

　　2016年3月，陕西省韩城市充分发掘党家村民俗实景演出的市场空间，招收1200余名去产能企业分流人员为演出辅助人员。

　　“市场不好，企业困难，但政府和企业没有放弃我们，为我们组织培训、安排岗位。从工人变为演员，这真的不容易。我们能体会到政府的良苦用心，也很珍惜。”韩城市一位老工人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据悉，2017年中央财政将配套拨付100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煤炭和钢铁行业的员工安置。据统计，这次去产能涉及的煤炭系统约130万人，钢铁系统约50万人，共计180万人需要分流安置，1000亿奖补资金落实到个人约5万元。

　　“综合考虑职工的工资、年龄和工龄等因素，实行分流安置需大量的费用，仅凭人均5万元的奖补资金远远不够，实际上企业至少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可以实现平稳转产，人均补偿金最低应达到10万元-15万元以上。”张有喜表示，依靠企业补偿奖补资金以外部分，负担太重。

　　“十三五”期间，同煤集团拟关闭退出13座矿井，分流安置职工14209人。按照目前大同地区每月最低工资标准1620元估算，加上养老、失业等工资附加，人均每年3万元以上，奖补资金仅为安置人员提供了不到两年的最低生活保障。

　　因此，张有喜建议：国家在1000亿元奖补资金的基础上再下拨一部分资金用于职工安置，并出台具体安置补偿政策，明确补偿标准。同时鼓励社会企业并购重组安置分流人员，鼓励各级政府提供就业岗位，确保分流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白玫分析指出，国有煤企承担了大量社会责任，成本高、负担重，人员分流面临着各种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制约。而民营企业在人员分流时顾虑和负担较小，他们会主动根据经营状况采取减产减员等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国资委主任王昌对此持类似观点，他表示，以煤炭企业为例，煤矿工人转岗比较难，政府要给予兜底，即最低的生活保障。也可以给予一些其他的扶持政策，帮助企业盘活资产。 

　　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英国路透社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钢铁、煤炭行业的过剩和落后产能做“减法”，但在这一过程中，将会通过发展新动能来做“加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3月1日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要继续落实职工安置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四个最主要的分流渠道，包括内部分流、内部退养、转岗就业和创业、公益性岗位的托底。加大再就业帮扶力度，特别是对“4050”等就业比较困难的人员，要采取加大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力度，一对一地落实他们的就业岗位。

　　据介绍，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去产能过程中的职工安置情况总体进展平稳，化解钢铁煤炭产能，涉及到了28个省份1905家企业，安置了72.6万人，整个工作平稳有序，没有出现突出的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