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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 2017年03月13日 星期一

古代“湘学”发展轨迹

■周柳燕 易慧霞 《 中国城市报 》( 2017年03月13日   第 25 版)

  湖南在宋代以前就有学术。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易经》《老子》等二十余种著作,说明死者生前就爱好这些当时流行于长沙国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史传》记载:“虽湘州曲学,亦有心典谟。”可知在六朝时,湖南就以学术擅名。晋代邓粲的《晋纪》《晋阳秋》《老子注》,车胤的《孝经注》,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等,更是言之凿凿的湘人论著。这些在宋代之前的湘楚文化和流寓湖南地区的学者的思想,都可以看作“湘学”的地域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不过,宋代以前湖南地区的学术虽然有一定的思想上的连续性和地域上的共同性,却没有明显的传承轨迹可寻。应该说,具有比较严格的学理和学术传承意义的“湘学”始于宋代。

  “濂学”开山,“二程”传承

  北宋时期的周敦颐为“湘学”的起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所开创的濂溪学是“湘学”的重要思想渊源。

  周敦颐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出生于仕宦之家,十五岁时因父亲去世离开湖南。二十岁入仕,宦迹各地,曾任职于湖南郴县、桂阳、永州和邵州等。

  他的早期著作《太极图说》依据阴阳哲学的原理,立足儒家的价值理想,提出了一个与佛学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论,即由“无极”而“太极”而“阴阳五行”,以至“万物化生”的宇宙论哲学,并完整地论述了德性的完善过程,为日渐式微的儒学创建了新的阐释构架及宇宙论体系,正好契合朱熹等人自觉承担复兴和发展儒学的历史使命的理论需求。其晚期著作《通书》结合《中庸》论“诚”的思想,提出以“诚”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奠定了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修身论的重要基础。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其学术地位也远没有后世学者评价的那么高。虽然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被视为中国理学的开山之祖,首功之臣是他的学生程颢、程颐兄弟。

  程颢、程颐是河南洛阳人。其父程珦钦佩周敦颐的人品和才学,令“二程”拜他为师。两人成为北宋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被后人尊奉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他们将周敦颐的著作编定成书加以传扬,理学大师朱熹将周敦颐看作理学的开山之祖。宋代理学在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达七百余年,并成为“湘学”的主流。

  所以,“湘学”的兴起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同步的,它反映了宋代重建儒学传统的大背景,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一种表现。王闿运所言“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虽然有抬高濂溪学地位、力压东南清流的自大成分,但也不无学理依据。周敦颐的学说对“二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二程”洛学南传而形成的两派都是通过程氏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传承的,而这一切的总源头则是周敦颐创立的濂溪学,周敦颐是当之无愧的理学开山之祖。

  客观地说,湖南曾被称为“风化陵夷,习俗暴恶”之地,湖南的文化和教育在宋代以前比较落后,而周敦颐以后,湖南一跃而为“理学之邦”。

  胡张奠基,张栻传扬

  南宋时期,湖南形成了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理学学派——湖湘学(又称湖湘学派、湖南一派),使湖南有资格被称为“理学重镇”而扬名全国,也标志着“湘学”的真正形成。同时,一些学者纷纷到湖南讲学,如谢良佐高弟康渊流寓巴陵,朱熹两次到岳麓书院,陆九龄奔赴邵州,真德秀、魏了翁往来潭州、靖州,对湖南地区形成理学型的“湘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湖湘学的代表人物是胡安国、胡宏、胡寅、张栻、胡大时、吴猎等,虽然他们大多不是湖南人,但他们主要的学术、教育活动均在湖南。当然,也有一些生于湖南、长于湖南的本土学者。他们组成了湖南学术史上第一个由有名望、有成就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群体,大力推崇理学,经世务实,躬行践履,不流于空疏,却又显得有些保守。

  胡安国是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年轻时入太学,接受“二程”学说。曾授太学博士衔,提举湖南路学事。晚年隐居湘潭碧泉,结庐讲学。有《春秋传》《时政论》《治国论》等。《春秋传》不拘于章句训诂,突出“尊王”的政治理论和“攘夷”的民族精神,与以复兴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正相吻合,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湘派”学风,成为元明两朝科举考试的必考之书,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栻是四川绵竹人。其父张浚为南宋名相,他奉父命至碧泉书院拜胡宏为师。官至吏部侍郎。曾在长沙创办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有《易说》《癸巳论语解》《孟子详说》《奏议》等。他继承和发展“二程”学说,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应寡欲、无欲才能去恶从善、常存天理,反对空言,强调行至言随。对孟子的性善论、周敦颐的主静说均有所发挥。他主持岳麓书院时,曾邀朱熹前来讲学,开千年立坛会讲之先河,树立了自由宣讲、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治学典范,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推进了理学的发展,造就了“湘学”的兴盛。

  这一时期湖南还建立了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教育基地,如胡氏父子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堂、道山书院,张栻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基地,张栻弟子创建、主持湘乡涟滨书院、湘潭主一书院、衡山南岳书院等。这一庞大的书院群成为湖南理学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人材辈出的盛况是当时许多地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湘学”的学术思想、学风特色通过书院办学积淀和传承下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区域学风,极大地促进了“湘学”的发展,并对湖南士人的文化自信、学术传承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船山蛰伏,“湘学”沉寂

  自元朝建立至明朝灭亡,“湘学”处于沉寂状态。事实上,“湘学”的式微始于南宋末年。张栻之后,胡宏之季子胡大时继任湖南的学术领袖,他在思想、学术方面少有创新,“湘学”的发展呈现出松散的状态,兼之很少开展具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因此作为学派,它已名不副实,但其影响仍很深远。如岳麓书院、碧泉书院和文定书堂虽然没有杰出的学者主持,但诸生的向学之风已然形成,他们坚持修养身心,并将这种修养与捍守国家主权和保卫民族文化尊严联系起来,在南宋面临被元军覆灭的危险情势下,学子们纷纷投笔从戎。元兵攻陷长沙时,数百岳麓学子随李芾战死就是生动的说明。

  元明两代没有产生形成期那样的学者群体,“湘学”逐渐走向衰微。一直到明末清初,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继承南宋湖湘学的学术传统,建立了一个思想内容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湘学”才有卷土重来之势。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出生于小地主家庭,自幼聪颖好学,经史、诗文、声韵之学无不涉猎,尤其注重实学。他二十岁游学岳麓书院,明亡后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三十三岁后隐居衡阳石船山下,专心学术研究。其著述达百余种,四百多卷。代表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等。

  他对理气、道器、心性、理欲、知行等传统的哲学范畴作了细致而透辟的论证,成为理学的总结者。他把学习宋代性理哲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为现实社会提供了“实用”的理论武器。此外,他肯定世界的物质存在性,认为世界的起源是实有而非虚无的。对于政治制度的认识,他坚持与时俱进,反对复古,主张根据时代的需要立论。在经学方面,他博采汉学宋学之长,摒弃门户之见,坚持是非之辩。在文学方面,他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认为文学创作应突出个性和特色。

  他在中国学术史特别是哲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学说是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近代湖湘文化影响甚巨,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产生过直接影响。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船山则理去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恢宏,幽微警警,该无多让。”

  遗憾的是,他的思想并未在当世得到张扬,却似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潜藏于深山暮霭之中,一旦重见天光,必然放射出夺目的光华。

  清中叶以后,湖南学人提倡经世实学,主张消除社会弊端,改良社会现状,形成了一个专务经世之学的重要派别——湖湘经世学派。陶澍以其权位和名望,成为嘉道年间这一学派的领袖。

  陶澍是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当时权位最高、最受朝廷倚重的湘籍名臣。有《奏疏》《印心石屋诗文集》《蠋輶日记》等。他尊崇湖湘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一生为官、治学均以经世致用为本。他拔擢和带动了魏源、贺长龄、汤鹏、邓显鹤等一大批湖湘弟子和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同治中兴”名臣,对晚清湖湘学的兴盛和湖南人才的崛起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作者系湖南商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摘编自《文史拾遗》)

古代“湘学”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