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观京津冀

　　京津冀地域辽阔广大，区两面环山、东临大海、南接中原的地理区位特点，是连接三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天然通道，也是多元族群、文化荟萃之地。自远古以来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就生活在这一地带，是北方草原民族南下的跳板，也是不同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前沿阵地。他们生活在共同的地域内，各族人民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在这里汇聚，从而影响了该地区的历史走向。同时京津冀地区又具有地理与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和封闭性，为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地缘相接——京津冀的起源

　　北京与天津相邻，并与天津一起被河北省环绕。西部是太行山山脉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两山在南口交会。天津位于海河下游，地跨海河两岸，是北京通往东北、华东地区铁路的交通咽喉和远洋航运的港口，有“河海要冲”和“畿辅门户”之称。东、西、南分别与河北省的唐山、承德、廊坊、沧州地区接壤。海河流域以扇状水系的形式铺展在京津冀地区。“两山并驱其中必有水，两水夹行其中必有山”。良好的地理环境为京津冀所在太行山各流域古人类的生活和狩猎提供了良好环境条件，这里也成为了是我国古人类活动和繁衍的重要区域之一。

　　到了两周时期，地域一体处于萌芽阶段，周王朝建立后，为保江山永固，分封王臣贵族到各地建立统治，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力日渐衰落，诸侯的势力渐渐强大起来。春秋战国时期，京津冀地区北有燕国、蓟国，南有邢国、赵国，中部有中山国；在燕国的东边有商初建国的孤竹（在今河北卢龙、迁安一带），战国时被灭，燕国北边有东胡。在不断的争霸中，京津冀地域形成燕赵对峙的格局。燕国占领河北北部，包括今天的天津、北京；河北中南部为赵国的疆域；齐国占领河北东南部一小块。活跃在燕赵大地上的燕赵等国也在秦一统天下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中不断寻求强国之路，力图变革自新，上演了一幕幕国家兴亡的悲喜剧。山高水寒的生存环境，民族冲突的激烈，蕴育出燕赵文化刚健、勇武、豪放慷慨的特点，后人总结为“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皆是”“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慷慨悲歌”成为燕赵地域最为明显的精神特质。

　　历史上，河北就是中原王朝和北方草原民族抗衡的战略要地，历来被中原王朝视为“天下根本”。秦时为北疆重地，设八郡进行管辖。汉武帝置十三刺史州，河北北部为幽州，南部为冀州，对河北以后的政治格局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东汉以来，随着中原王朝的衰落，少数民族的不断内迁与建立政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京津冀地区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唐代时河北已经高度开发，“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再加上“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而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安史之乱从范阳（即幽州）起兵，再次印证了京津冀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唐代的幽州，还是“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的时代。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丧失，包括河北在内的各个地区割据独立，契丹趁机崛起，河北与东北开始形成新兴势力崛起与发展的核心地区，以后的王朝皆由此而兴，并且都将河北视为控制全国的重心。

　　互补互需——京津冀经济一体

　　938年，辽朝把幽州升为 “南京”（即“燕京”），成为五京之一的陪都，北京从此成为京津冀地区北部的政治军事中心。自此，京津冀区域在数百年间始终与中央政权保持着行政关系上的“一体化”。1115年，兴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建国，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与南宋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北并立。

　　1153年，金朝海陵王从黑龙江阿城迁都燕京，拓展旧城并改称“中都”，北京从此成为北中国的首都，金朝以中都城置中都路，范围与辽代的南京道大体一致。加上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大名府路，以及西京路东部、北京路南部，与当代京津冀地区所辖区域相当。

　　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运河的修建，隋代以涿郡为中心的大运河的修建，辽代的萧太后运河，金王朝最初利用永济渠旧道将漕粮运往中都，后永济渠旧道逐渐淤塞，且难于疏浚。为此，金章宗于1205年改凿永济渠北段，使其经天津三岔河口北流。改凿后的永济渠到今静海独流后不再西行霸州，而是东折经杨柳青至天津三岔河口，再流向通州。由三岔河口至通州的运河在金代曾被称作天津河。此后，三岔河口成为首都的漕运枢纽。

　　《金史·完颜佐传》：“戍直沽寨。”为了保护漕运枢纽，金政府于1214年前在天津地区设置了军事组织“直沽寨”，由都统镇守，它是天津留名青史之始。

　　元明清奠都北京，北京逐步奠定了作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的地位，京津冀地区成为“京畿”。元代，中书省下辖的大都路驻在大都城，今河北省的其它区域分属上都、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等路所辖。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津冀地域都划归京师，大部属于北直隶省，加强了与周边地区数百年间军事、行政关系上的“一体化”，驻在京城的顺天府所辖地域与元代大都路相仿，北京因此亦称“京师顺天府”。

　　清代以原“京师八府”所属区域与长城以北新设的承德府、口北三厅组成直隶省，京津冀地区彻底实现一体化。元明清定都北京，河北成为畿辅重地，保定、张家口、承德等城市开始兴起。此时，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京津冀地区跃升为大一统帝国的中枢区域。以都城为中心，京津冀地区的功能及其区域内的联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北京与津冀地区互需、互补、互利，开始了协同发展。

　　两次鸦片战争后，1860年天津的开埠和近代工业的大发展，使得京津冀地区从一个封闭的中央王朝京畿重地逐步走向近代开放经济中心。伴随着清政府的改革，对交通、能源、原料等有了客观需要，一些工业兴起，城市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功能互需互补，新的首都经济圈形成。 天津近代工业，始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清朝政府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其后在海河北岸建设河北新区聚集了大量的近代工业企业。可以说，天津自近代以来就是我国的官办工业中心，而当年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将其办公场所由保定迁到了天津。为配合近代军工产业的发展，清政府在天津先后修了第一条电报线、中国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唐胥铁路，创办了开平矿务局等。民国初至日军侵占这段时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兴盛期，工业方面面粉、火柴、纺织、化学、制革等类型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如自1915年由周学熙创办的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直隶模范纺纱厂以来，短短十年间天津拥有了近90家纺织业企业，成为了北方近代棉纺织业中心。

　　纵观京津冀800余年的兴衰荣枯轨迹，其城市化的速度，还是在北洋新政时期及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内的北洋军阀时期最为迅速。这一时期，一方向是政治的黑暗和民族危机的加重，而在经济上，以京津冀为重心的华北和环渤海圈市场，真正成为了世界市场的一环，由此引起的近代交通、能源、电讯、工业革命真正展开，机器大工业在一批重要部门取代手工业并且形成支柱产业，以新式融资机构银行证券、保险、新式大型综合百货零售业为重要标志的商业革命广泛展开，农产品商品率明显上升，市场规模扩大。不但京津两大城市近代化步伐大大加速，而且在直隶省这一空间范围内，京津冀城市协调发展，初步构建起以北京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以口岸城市天津为北方金融商贸中心，环绕京津，形成由保定、唐山、秦皇岛、沧州、承德、张家口、石家庄、邯郸、邢台、等中等城市和高阳、辛集、胜芳、泊头、蕲州等一大批小城市以及独流、芦台、河头、稻地镇等一大批商业集镇组成的，梯次分明，商务联系密切的城市网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