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通州你会想到什么?北京行政副中心,京杭大运河,未来的区域交通重镇……如今,通州的名片可不止于此。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考察中,总书记特别关注了通州汉代路县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表示,对北京历史的醇厚,有了更深的了解。
随着我国文物事业发展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文化遗产保护也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今年就将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列入提案中,以呼吁大家在城镇化发展中能客观理性地面对文保工作。
如今,城市与文保不再如以往般“兵戈相向”。今年年初,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对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进行整体保护,建立考古遗址公园,配套设立博物馆。未来,这一系列的文化遗产将成为通州城市发展的新名片。“北京市政府这次做得很好,如果真的能完整保存下来,应该算作我国城镇化建设中非常好的文化遗产保护实例。”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
副中心建设、文物保护齐头并进
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现已被纳入到整个通州副中心的建设规划之中。近日,记者来到通州城东,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一片繁忙,而在工地的东北方向,若干处墓葬遗址正处在发掘阶段,同样热火朝天。“其实,副中心的建设是和副中心的文物保护工作并行来规划、并行来研究、同步推开的。”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近日表示。
2015年,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通州区潞城镇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和勘探。一年过去,勘测结果令人惊叹,今天的潞城之下竟保存着一座面积约35万平方米的汉代古城。
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副中心所在区域至少自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有大量人口居住。特别是东汉时期,这里社会繁荣、人口众多,是宜人宜居之地。
两千年的沧海桑田,路县故城的出现宛若让历史“凝固”。参与本次发掘的专家表示,在城市考古中,汉代的县城城址多有发现,迄今至少有100座以上,但像路县故城遗址这样总体上保存状况良好,并且有计划进行考古发掘的为数甚少,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路县故城的意义显然已不止于学术领域了。“在城市建设中,完整地保护一座古城并建设遗址公园,在全国是首例。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核心区的北部,城址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同步进行,交相辉映,将成为古今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例证。” 于平这样评价道。
城镇化与文保并不冲突
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显示,相较于“二普”,全国约有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消失。这一数字令人震惊,更令人痛心。
“不得不承认,在过去二十年的城镇化建设中,我们毁掉的东西太多了。” 陈星灿无奈地表示。“这一数字只是被发现的,更有大量没有被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还没来得及发现就因为各种人为的原因被毁掉了。”
不知不觉中,城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似乎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如此,通州路县故城的完整保存显得难能可贵。
与之相对的例子则是西安半坡遗址,作为国宝级的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于1958年正式对外开放,揭示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一处典型的仰韶文化聚落。“珍贵”似乎都不足以表达半坡遗址的文化价值。
“围墙里面的遗址得到了保护,但遗址周围已经满是高楼大厦。”陈星灿对记者说,“而且这些高楼大厦很可怕,每栋都有二、三十层高,甚至更高,遗址被高楼大厦包围,像是一个盆的盆底,遗址周围的景观全都被毁掉了。”
面对城市的开发与扩张,文化遗产似乎更像是弱势群体,大多数时候都会选择被迫为经济发展让路。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多的城市看到了文化遗产背后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开始如火如荼地投入到各种文化遗产申报的潮流中去。另一种与城镇化发展相关的矛盾随即产生。
“现在政府为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往往一定要迁走古文化遗址上居住的老百姓,也不是很合理的做法。” 陈星灿这样认为。2013年,陕西西安的汉长安城未央宫因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而迁走了申遗区上居住多年的1.5万居民,则是“做得比较绝对”的案例。
既要保护文物,又要保护文物之后的历史,还要保护当地百姓的利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处其实是在一种博弈中寻找利益最大化的平衡。
“城镇化过程中遇到该保留的东西我们都要保留。”袁靖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社会还是要向前发展的,文化遗产中典型的、标杆性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保存,但是对于一般的文物则没有这个必要。”
文化遗产 人类文明瑰宝
通州的路县故城遗址因其代表性与典型性即将被完整保存。史料记载,这是在秦汉时期通州地区唯一的一座县城。
从汉代一直延续到辽金元明清,路县故城的历史脉络非常清晰,而此次考古勘探发掘了从战国至清代的墓葬共1092座,将为多民族地区从思想上增加国家认同举出历史范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刘庆柱表示,“这些墓葬主要是平民墓葬,看的不是宝贝,而是精神上的东西,是国家的凝聚力。”
3月3日,全国政协会议正式开幕,城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仍是袁靖本次在提案中关注的重要内容。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该怎样对待文化遗产问题?袁靖认为,“文化遗产价值的衡量标准,不能只是听领导的决定,而是需要经过专家讨论、征求老百姓意见,发挥大家的智慧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保护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并非对立面。当国力提升、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民对精神文化会有一种如饥似渴地追求,“文化遗产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是我们的优良文化传统,这才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东西。” 袁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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