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

　　编者按 长沙市从政治功能来说，是湖南的省会城市；从地理位置而言，是我国中部一线城市。近年来，己发展成为全国的区域中心城市。

　　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长沙的“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日益凸现，创建囯家中心城市正逢其时，既有利于融入“主轴经济带”，又便于对接“一带一路”。

　　为助推长沙国家中心城市的创建，中国城市报自本期起特邀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张富泉原副主任、湖南商学院湖南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孙红玲博士等领导与专家就长沙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创建进行探讨，同时，欢迎各界人士深入互动，并不吝赐稿。

　　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

　　正逢其时、大势所趋

　　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曾在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长沙市代表团讨论时强调，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全省人民的长沙。长沙市要在国际上找准对照系和坐标点，高起点规划、高标点建设成国家中心城市，要不断提升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以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促进形成都市圈。

　　为顺应新时期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大势与省情民意的呼唤，长沙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己确立将长沙建设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蓝图，并得到了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

　　长沙创新性地打造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可谓正逢其时，大势所趋。长沙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发展与打造建设，既可融入全囯“主轴经济带”，又能对接“一带一路”，不仅是湖南及全国乃至世界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新力量，而且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谭凤山：为什么说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是正逢其时，大势所趋？到底有哪些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

　　张富泉：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来湘考察时，对湖南加快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他说：“希望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

　　长沙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与创建，首先就是要发挥好习总书记所指出的“一带一部”区位优势。

　　从理论内涵来看，湖南地处“两部过渡带”“两带给合部”将省会长沙建设为国家中心城市，才能最大发挥出其“带”“部”中心节点城市的传导辐射功能和带动作用，真正抓住东南沿海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全面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从实证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原来以武汉支撑我国中部地区崛起，已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中部塌陷”局面。而长沙作为“一带一部”重要节点城市，实现了与同样是长江经济带口岸城市岳阳的无缝对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力推进，长沙这个过去的全国区域中心城市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可谓正逢其时、大势所趋。

　　谭凤山：长沙从过去的全国区域中心城市到今天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创建，对于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张富泉：当然有很多，而且是历史性、划时代、战略性的意义。概言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就全国而言，湖南省过去是一个农业省份，相对于东南经济发达省区而言，工业基础薄弱，属欠发达的中部省份。

　　长沙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城市，第一、第二产业长期屈居较后，第三产业虽然较为发达，但难以支撑起中部崛起。

　　经过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长沙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指数已迅速跃升至全国前列，但产业依然只是以建筑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纺织轻工、矿采冶炼与电视出版等产业为主与见长，其经济的内在造血功能相对不足，其产业布局的不合理而对城市的带动功能与传导作用仍然滞后于广州和武汉等地。

　　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与全面深入，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得以与世界全面而深入融合，而处于这一时期的长沙国家中心城市的创建，既具有历史意义，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是具有广泛坚实的政策意义。长沙、武汉、重庆、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重要城市位处我国中西部地区，无论人口素质、科技水平、交通运输，还是产业布局、辐射作用等远弱于东南沿海发达省区的省会城市，国家一直以政策强力扶植，但其辐射依然功能不强、传导带动效应不明显、经济内生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各自的国际自贸性功能等方面都相对不足和持续乏力。

　　为此，国家推行“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就是为了长沙等9大省会城市都能尽快融合形成“主轴经济带”，进而对接“一带一路”。这是时代对长沙赋予的使命、政策给长沙带来的机遇，也是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意义所在。

　　三是具有城市功能综合跃升意义。1983年以来，我国的综合区划一直采用“市带县”的模式，以致长沙市的城建规划赶不上发展步伐，不仅带来大拆大建对环境和生态文化流损的恶果，而且在财政供养人员再分配等政策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公平。长沙过去的城区人口增长规划总是以30-50万为一周期进行，而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后需学习武汉、南京等城市一次将规划扩展至1000-1200万人。

　　这样，不仅可改变教育、医卫等民生资源供给或分配不足的被动局面，而且可增容扩幅拉动内需，既可使长沙的城市功能整体提升，也能激活增强长沙的经济内生动力。

　　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湖南省处于我国的中部地区享有地距之利，位于“一带一部”具有功能之要与交通带动等之势。而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城市和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具有“桥头堡”作用与“火车头”功能，而要从国家区域中心上升到全国中心城市，就要在世界范围内找准自身的囯际对照系和全球坐标点，进而进行高起点规划和高标准建设。

　　谭凤山：长沙的国家中心城市创建蓝图虽然经市第十三次党会确认，但怎样才能高起点规划？具体应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呢？

　　张富泉：我在长沙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对于长沙的今昔变化不但有着很浓的感情，而且也有很深的感触。进入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后，不时触摸到长沙的发展政策，有时甚至参与政策规划等出台前的调研工作。

　　所谓高起点规划，应从四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是上升到国家的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即以发挥湖南“一带一部“核心区位优势为基点着手规划，这是长沙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呼应“一带一路”全球化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开放崛起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和关键举措。它既关系全省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又关乎全国改革发展的大局。

　　长沙是湖南省唯一纳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的节点城市，而“长江经济带”又是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地区，也是世界上可开发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流域经济带。

　　正如专家们所言，长江龙经济的腾飞，靠的是上海长三角区龙头经济的崛起，成渝城乡统筹区龙尾经济的舞活，但遗憾的是长江中游地区腰部经济实力不够。

　　因此，长沙国家中心城市的创建就是要针对性地补齐这一短板、弥补这一不足，并致力切实地挖潜发挥优势与超值显现其经济效益。

　　二是站在全球化大势层面进行规划。全球化就是信息与物流的全球流通时间缩短、渠道畅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其交流交易的成本降低特别是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打破。

　　为此，国家对内提倡构建“主轴经济带”，而对外则大力实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长沙位于中部，处于“主轴经济带”中的长江经济带中间上腰部，要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就要顺应世界的全球化大势的高度来进行规划。

　　三是以提高人们幸福指数为宗旨进行规划。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目前，我省的人均平原面积仅400平方米，长沙作为支撑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其人口与经济规模至少需达到50％以上，因而长沙人们的幸福指数还相对较低。

　　如将人口容量增大到2500万至3000万，那么，长沙由公共财政履盖人群的比例将随之大幅增长，而因，教育卫生短缺与基础设施分布不匀的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这样，长沙市民的生活水平、工作环境将大为改善，其自豪感与幸福指数将接近甚至会可能赶超广州和深圳。

　　谭凤山：长沙创建国家级中心城市应怎样进行空间产业布局？已做了哪些实质性工作？

　　张富泉：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新长沙，需进一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湖南省委《实施意见》要求，对湘江新区沿“两江一湖三路”（即沿湘江长江东洞庭的铁、水、公路）创新创业制造业带实行跨行政区的合理扩规，实现岳长两大城市的历史性回归与产城融合发展。这样一来在进行长沙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时，将带来无限商机和全省空间结构及产业布局的双重藕合优化效应。

　　具体而言，让岳长回归于湘江汇入长江口地带创建北斗星状的吉祥之城，依托其各功能区环境承载力的不同，将湘阴界线东洞庭湖以南的长株潭中心“斗状”城区，更好做为行政、科教、金融、商居、服务等人群与企业总部宜居区，主要布局机械、电子、医药、先进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制造、高技术产业、物联网经济、文化产业及服务业等冷处理产业与绿色经济，促其发展为新兴产业区和人口聚集区。

　　同时，让湘阴界线以北的岳阳县和汨罗湖滨示范区，依托循环工业园发展有色冶炼、钢铁、非金属矿产品加工等，重点布局热处理产业和循环经济；而跨洞庭湖的长江岸线特别是岳阳的云溪区和城陵矶等“北极星”示范区一带，则可建成石化、造纸、煤电核电能源产业等重化工生产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