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主轴经济带” 推进“西部国土改造”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后，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战略覆盖区域也涉及不少其他相关国家的重大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因而来自陆上与海上的不确定性和阻力很大。国内18个直接涉及其中的省区，多围绕地方利益诉求争资源上项目，尚未形成有效的战略协同，不能对广大的中西部腹地形成有效带动。因此，急需打造一条“主轴经济带”，直接实现“一带”与“一路”的陆海联通、对接，在海上风云多变的政治格局下，借打通、拓展陆上通道进一步保障国家商贸、经济安全，并使之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稳定、扎实、强劲的战略基地与动力源；在“主轴经济带”上建设一批足以成长为支撑欧亚陆海联通战略的城市区域，使西部广大地区跟紧东部的发展步伐，成为推动我国“第二次改革开放”新的增长极。随着“主轴经济带”的建设，中国将逐步形成“一轴带两翼、东西部并举”的发展格局。

　　打造“主轴经济带”的战略构想

　　随着经济的发展，相邻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通过重要的交通干线和资源供应线相互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经济轴。轴线的形成大大降低了区域内部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产生新经济增长点。这样一种通过基础设施轴线发展带动相邻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称为“主轴经济”，这条轴线所辐射带动的区域为“主轴经济区域”。

　　支撑主轴经济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是沿线具有区位、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优势的若干核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沿海、沿江地区接近那些具有国际贸易或国内贸易优势的核心城市（港口），而西部地区因远离这些城市，运输成本过高，既远离了国际市场同时又远离了主要的国内市场，发展潜力受到限制。即使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与投资，短期内可能有效，长期看依然摆脱不了经济地理学上的这一定律的影响，这也是得到中央财政大力支持的西部地区依然欠发达的主要原因。

　　如果结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以打通新亚欧大陆桥、连通“一带”与“一路”为目标，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东南沿海地区与“一带”的重要前沿西北地区联系起来，从深圳到乌鲁木齐，以高科技的轨道交通（磁悬浮或高铁）连接深圳、长沙、武汉、重庆、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重点城市，并且使这些城市具备国际自贸区功能，就等于将海岸线平移1000公里左右，在内地再造一条接近国际市场的主轴经济带。这条经济带穿越广东、湖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9个行政区，通过重要的交通干线、网络与资源供应线连接，促进各种要素流动和经济联系，降低生产、交易和运输成本，吸引人口、产业向轴线两侧集聚，形成区位优势与集聚条件，带动相邻区域城市群发展。形成由点而轴、由轴及面不断推进的，西部地区各省市合作共赢，各层级行为主体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共同支撑“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发展新格局。

　　带动西部发展

　　是“主轴经济带”规划的战略重心

　　打造“主轴经济带”规划从一开始就兼顾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国际大局而言，是要通过“主轴经济带”建设，直接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陆海对接，并使之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地缘战略“西进”更稳定、扎实、强劲的战略基地与动力源；就国内大局而言，则是要通过“主轴经济带”及其两翼区建设，推进以“西部国土改造”为核心内容的西部大开发，使西部广大地区跟紧东部的发展步伐，成为推动我国“第二次改革开放”新的增长极。

　　事实上，“主轴经济带”八大核心城市中，除深圳属于东部发达地区外，其余皆属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其中长沙、武汉属于中部，重庆、西安在中西部的结合部上，而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皆为西部城市。作此选择，可以说“主轴经济带”规划在战略设计上从一开始就把带动中西部发展、尤其是带动大西北发展置于战略重心，意在实现主轴经济带与西部大开发二者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协调。

　　在当前发展阶段，我国要走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消除“产能过剩”的不利影响，最终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梦”，不能单靠东部发展的“一头沉”，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唤醒西部各省区的发展潜力，大大加快广大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使之与东部地区比翼齐飞，而“主轴经济带”建设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战略机遇。

　　这不但是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个政治与社会道德问题，是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的一场政治大考。要把推动西部大发展及与之相配套的“西部国土改造”工程作为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基本点、出发点，将“主轴经济带”建设与推进“西部国土改造”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谋划，使主轴经济区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连通“一带”和“一路”，甚至将亚洲和欧洲两个经济体连接起来，为打造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

　　“西部国土改造”

　　是“主轴经济区域”发展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之所以较东部地区迟缓，主要受三大制约因素影响：一是极度缺水；二是地广人稀、交通不发达；三是深处内陆，在极度依赖海运和贸易经济条件下尤其难以搭乘对外开放的快车。要消除阻碍西部发展的全部制约因素，使之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基地和动力源，除积极打造“主轴经济带”及相应的路网工程建设外，还必须辅之以“西部国土改造”计划，即把以荒凉著称的西部地区改造成人类宜居之地，使国人愿意“走西口”而不能永远任由“孔雀东南飞”。

　　首先，在打造主轴经济带的过程中，除了建设贯穿西、中、东部的高铁网、高速网之外，还应辅之以“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向大西北缺水地区大规模引水，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大西北地区数千年的缺水难题。可以把珠江流域上游桂黔滇地区台风季产生的大量余水通过大型水坝、引水渠及提水泵站，搞多级提水，调往长江流域上游，再调住大西北地区黄河流域上游。如能实现年调水1000亿立方米左右，则广大西北地区就可望从根本上改变荒凉状态，甚至一些不毛之地也可成为人类宜居之地。

　　其次，通过高科技的轨道交通设施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改造大西北，使西部地区发挥区位优势、集聚效应、经济政治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具备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基本条件和水平。“主轴经济带”全线建设高科技的轨道交通设施，将提升城市间物流联通特别是海陆联运的能力，吸引传统海运贸易改经内地和欧亚大陆桥通行，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产业协同发展。一旦这条主轴交通线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陆路物流大通道，其示范效应将带动“一带”上的境外交通建设，拉近亚欧两个大洲的空间距离，深化亚欧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亚欧大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和世界和平的稳定极。

　　第三，打造“主轴经济带”是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一带一路”陆海直接联通的世纪工程，其中又以大西北路网再造及西线“大南水北调”为其关键，这些世纪工程如能启动，可以将目前看似过剩的强大产能进行再利用，目前困扰经济界的所谓“产能过剩”危机也可能因此迎刃而解。当前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也在努力恢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趁着现在有实力、有强大的产能把仍处于不发达状态下的广大的中西部国土和人口带动起来，实现东西部均衡发展，支持“一带一路”战略落地？把主轴经济带建设、尤其是“西部国土改造”工程、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等，纳入国防安全、国土安全及政治道德范畴、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观范畴，全盘考量，通过真正的科学规划加以支持。

　　打造“主轴经济带”

　　推进“西部国土改造”的发展格局

　　由珠三角—新疆规划的这条“主轴经济带”，将带动我国约40%的人口、42%的陆上国土面积的开发开放新格局。如图所示，根据经济联系的强度可以将“主轴经济带”影响区域分为紧密圈、辐射圈和战略关联圈。紧密圈主要为重点城市所在的城市群区域，覆盖2.3亿人，55万平方公里；辐射圈主要为重点城市所在省份、周边省份与重点城市联系紧密的两翼城市群区域，覆盖2.97亿人，348万平方公里。以上两部分构成约402万平方公里主轴经济区域，沿线的地级及以上城市超过140个，总人口大约为5.3亿，约占全国人口的40%；GDP总量超过19万亿人民币，约占全国1/33。主轴带所在区域除深圳周边外，皆处在中西部地区。如果“西部国土改造”计划提上日程，政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彻底解决大西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及交通相对闭塞问题，则主轴带沿线的发展前景和综合实力将很快以几何级数上升，不仅可以使一带一路战略落地，还将给广大中西部人民带来发展的红利。

　　在扎实推进以上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上，“主轴经济带”在境内外中长期影响将日益显现，形成其战略关联圈。战略关联圈可以包括与“主轴经济带”重点城市有铁路、公路、航线、水运、管道等交通运输方式联结、合作往来密切的关联区域，也可以是有双边自贸协议、口岸通关协调机制等的其他国家关联区域。如重庆可向南连通贵阳、昆明幅射至东南亚，西安向东可连通京津冀及东北，可远及东北亚。

　　主轴经济区域一旦建成，将连接南北、沟通东西。形成由重点城市——紧密圈——辐射圈——战略关联圈环环相扣的东南、中部、西南、西北四大功能区域，可以连接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及大西北起飞圈，将大大加快我国产业由沿海向内地梯度转移的步伐。并可继续向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以最佳捷径直接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直接打通中国与欧亚腹地及欧洲、非洲的陆地交通，驱动沿线商贸及产业发展。这样，不仅会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开放步伐，也将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功对接，实现我国第二次开放及第四次向西拓展的新局面。

　　总之，打造“主轴经济带”在国际大局层面将有效实现一带一路的陆海直接联通，为第二次开放和战略“西进”创造条件，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大局层面，则直接加快大西北开发、促成西部广大地区的全方位国土改造工程，包括交通网络的改造、改建、完善，以及包括从根本上解决西部缺水问题的西线“大南水北调工程”；最终又会形成“第二次改革开放”的新增长极，带动投资，盘活经济全局，化解“产能过剩”压力，为中国和平崛起开辟新的通路。

　　（第一作者段霞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