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乡建里无处安放的乡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和乡村的矛盾正在无形之中不断加深，那些熟悉的时空记忆也随之慢慢消失。艺术，作为一种富有创造性和感召力的方式，正不断地美化乡村、唤醒乡村。

　　近年来，艺术介入乡村实践成为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不少艺术家开始尝试以艺术的手段修复乡村，如渠岩的山西“许村计划”、欧宁和左靖的安徽“碧山计划”，北京的皮村、白庙及合肥崔岗等。然而，从现实效果来看，艺术乡建依然是一条没有多少成功案例可供借鉴和仿效的寂寞之路。

　　社会建设的试验场

　　据了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最早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为代表的专家普遍认为，农村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了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和任务，建设美丽乡村又重被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曾指出，一旦城乡经济与文化上的传统连带发生断裂，乡土性的地方自治单位便遭到了全面破坏，洪流冲洗下的中国乡村，自然逃脱不掉溃败的命运。

　　据统计，2005年至2009年年间，中国每年平均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国家如今正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平均每天消失20个村庄。

　　“我只承认现在很多农民和非城市居民住在农村，但那个不叫乡村。”艺术家陈丹青在一次访谈中这样描述，那个曾经延续了2000年有乡党、有乡绅的乡村已经消失。

　　面对传统文化落寞带来的道德迷失，宗族、乡绅和文化精英消逝后，权利被功利主义替代，基础设施与教育的衰败以及青壮年的流失，当前的艺术乡建很少能深刻地剖析乡村文化、触及农民特性。保护传统特色民居、挽救失传的手工艺、重现传统民俗典礼以及兴建农村美术馆，成为目前常见的艺术乡建形式。然而，这些方式很难对乡村文化和道德建设起到重构作用，也无法推动乡村进步。

　　乡村是具有文明功能的，而农村只具有社会功能。艺术家王长百认为，艺术乡建要从文化的角度介入，要恢复到以乡村为背景来谈艺术乡建，而不是以农村为背景来谈艺术乡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则指出，“今天的中国乡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学问家、艺术家，或是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都介入到乡村中去了。乡村，成为了社会建设的试验场，也很容易成为资本扩张的生意场、政治角力的战场以及落寞文人的怀旧地。而这，已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和潮流。”

　　触发各方通力协作

　　此前，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进入乡村：拯救与共生”当代艺术展上，青年艺术家刘成瑞展出了其拍摄的一组迁村镜头。2015年1月，浙江杭州的一个小村庄整体拆迁，村民告别了他们原本的生活空间，迁至商品住宅楼。2015年2月，推土机驶进村庄，这些装载着村民生活记忆、承担熟人社会空间机能的堂前间被推倒。刘成瑞指出，“镜头帮助我对这种乡村伦理空间进行一种类型的审视，不同家庭遗留的生活痕迹重塑了我们对往日生活的想象。”

　　无论是生活在城市、郊区还是乡村，乡愁是一直萦绕在近代中华民族脑海中的一种情结。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就是重新探索城乡建设与社区营造的各种可能性，以此实现对文明传统的再追索及当下社会的再修复。

　　艺术最大的价值是能够起到触媒的作用或者引爆的作用。建筑规划师梁钦东认为，它可能触发比较多的是一种沟通、交流，从而引发乡村的自豪感，或者是把一些外部的所谓现代文明，包括英文、新的艺术潮流等等，带到乡村去。在特定的时段引爆一些活动，通过扩大知名度能够为村落带来一些实际好处。

　　在当代艺术家渠岩看来，艺术融合乡村的意义在于：第一是去遗产化；第二是在地文化主体性的尊重和确认；第三是多主体联动的实践方式。

　　乡建是一个集策划、设计、管理、实施、维护以及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因素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工作，应该是一个多方通力协作但又各负其责的系统工程。渠岩认为，人们是在与乡村的平行关系中找到各自的主体性，不能单以艺术家为主体，但也不能彻底取消艺术家的观点。如何协调、平衡各主体，是艺术乡建至今仍面对的困境。

　　遵循乡土内生逻辑

　　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最大的问题是人才流失的问题。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指出，现在乡村建设非常需要人才，需要外面的人进来。此外，还要让乡村变成适宜居住的地方，环境、秩序和服务非常重要。

　　而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张圣琳则不认为乡村是可以建设的。乡村本是通过日积月累的家族生命成长而来，今天乡村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正是因为乡村建设本身，这需要大家自我反省。乡村的问题不是其自身的问题，真的有问题的根本不是乡村，乡村原来是没有问题的。在城市化、现代化、资本化的过程中，城市大量吸取了乡村的资源，包括人才，才使得乡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根据以往艺术乡建的经验来看，无论规模大小，都无法回避中国大部分乡村文化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个普遍问题。这些工作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长时间的建设周期，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利润回报。

　　众多专家均认为，如果乡村不能作为知识输出地，乡村就不可能再有活力。

　　要遵循乡土的内生逻辑，而不是移植的外部逻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指出，我们看到从外来文化、外来大社会中介入到乡村的几股力量，不管是大的政治力量或是经济力量，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商品化的冲击，肯定都会给乡村的结构和伦理生活造成很大破坏。哪怕是试图以一种外来的东西改造乡村，重构乡村。关键在于，它应该是从乡村本来的逻辑出发，而不是把外面的逻辑强加给乡村，进行重新塑造。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也强调，乡村的建设本质上是要回归到乡村治理和乡村文化建设上面来。乡村再造一个最重要的基石就要敬畏乡村的文化和传统，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或者乡村再造必须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