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行慎行 推进城镇化均衡发展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要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及“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

　　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一环，京津冀协同发展无论是从强化首都功能的角度，还是从促进非首都功能疏解、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方面，都是国家和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2016年12月24日，由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城市政策与管理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年论坛（2017）”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隆重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科研院所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回顾了2016年中国城市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行情况，并对2017年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方向进行了研讨和预判。

　　城镇化战略没有错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杨保军从约束纬度与动力纬度解构了中国城镇化未来区域的格局，指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东西”问题得到了缓解，但“南北”问题开始凸显。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日益涌现，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制约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面对棘手难题，一些人开始对城镇化战略产生疑惑。面对质疑，众多专家均认为，城镇化战略没有问题。

　　那么，中国城镇化战略、城镇化道路以及城镇化方针都没错，为什么会被认作伪城镇化现象？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表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雾霾、工业落后等诸多不健康的因素，导致了中国城镇化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这些不健康因素世界各国都经历过，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不健康因素消灭，消灭了中国城镇化就健康了。方创琳也强调，未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将中国城镇化战略继续推进下去。

　　与此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也指出，不是指导思想有问题，而是我们推进方法有一些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看来，实际上，我们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方针有过一些变化，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大城市发展，让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他认为，方针总体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运行结果存在两极化的倾向，大城市过度扩张，中小城市在衰退，城镇化实际运行结果与国家城镇化的方针、政策是背离的。

　　均衡发展才是有效出路

　　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部分与会专家认为权利是原因之一。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分析，我们奉行集权主义，所有资源都集中在特大城市。政府在哪里，哪里就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如果权力逻辑不转向生态逻辑、权力逻辑资源不能均衡配备，城市矛盾就会继续存在。

　　“发展城市群是从区域角度，范围广大的小城市怎么发展？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城市化发达的地区发展，同时兼顾小城市，共同推进比较合适。”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冯长春认为。

　　对此，北京大学秘书长、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主任杨开忠特别指出，“中国城镇化模式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平衡好效益、效率、公平以及环境和发展关系问题。”

　　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近三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仅2015年，河北就引进京津项目4124个，引入京津资金3459亿元，分别占河北省引进外省项目的38.6%和47.8%。但同时，京津冀也面临着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如何分配、京津冀协同发展缺乏分享经济、分享利益的体制保障，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还远未发挥出来等问题。有嘉宾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形象概括为三冷三热，即政府热社会冷、中央热地方冷以及河北热京津冷。

　　未来该怎么发展？对话嘉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展望，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多策并进。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在点评时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任重道远，重大的事情、重大的战略应慢行慎行。世界城市并不意味着规模大、人口多，也会存在一些问题。京津冀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如能体现多中心、网络化发展将有助于这一重大战略的实现。

　　嘉宾观点

　　北京大学秘书长、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主任 杨开忠

　　提升地方品质 引领创新驱动发展

　　从区域角度、空间角度来讲，我国主要面临四大挑战：第一，中国正在崛起，我们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影响力；第二，90年代以来，我国南北差异不断扩大，要更加重视南北平衡问题；第三，我国正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京津冀作为我国创新能力最强的中心地区，对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四，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对整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人口环境协调都具有重大意义。

　　京津冀协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怎么实现它？我觉得要以一体化为方向，以全面创新改革为动力。具体路径概括为八方齐进，即点、线、面、体、能、技、质和善，我重点说一说质。为什么提升京津冀地方品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呢？我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其次，适应信息化全球化的需要；第三，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最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补短板的需要。

　　决定地方品质的是什么？根据国内外研究结果，一是个人消费服务；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实体环境；四是各种互动的速度、敏捷的程度。

　　怎么提升地方品质呢？具体来讲：一、打造京津冀大旅游格局，建设国家城市群全域旅游的示范区，打造世界一流的一周期品质生活圈，五天在北京，两天在北京周边旅游；二、社会事业均衡发展，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打造国际一流的公共服务区域；三、修复生态，修补城乡，改善环境，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建设好美丽京津冀；四、要打造智慧的京津冀或者京津冀城市群。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孙久文

　　要疏解也要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多成果。近3年时间内，交通、产业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协同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但如果要对这样的效果做第三方评估，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该打多少分？如果让我评，勉勉强强60分，稍微严格一点就不及格了。为什么是这样？我有四点理由：第一，北京的交通越来越堵；第二，雾霾越来越重；第三，房价越来越贵；第四，京津冀三个地区的GDP增速在下降。基于以上，恐怕很难给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效果很卓越或者很优秀的评价。

　　非首都功能疏解问题，从根本上还是为了把北京城市做好，让它继续发展。建设以首都北京为中心、国际大城市群，这是我们目的，但现在很多时候人们把目的和手段搞混了。当前，我们把人口疏解指标层层分下去，似乎这就是疏解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就完成任务。与此同时，现在交通存在不少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管理交通的人总认为把人疏解走了交通自然就好了。但是，城市管理是日常构成，不能因为疏解，日常工作就不做了。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功能疏解的目标恐怕还是无法实现。

　　北京这个城市要不要发展？按照现在的做法，一谈到北京的发展，大家都讲疏解。北京人均才1.5万美元，与纽约、东京都5万美元的人均相差甚远。如果只讲疏解不讲发展，根本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我认为，城市还是要发展，疏解的同时，该管理的地方还是要管理，这样会更好一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侯永志

　　城市要履行社会职责

　　2016年10月17日至20日，厄瓜多尔基托召开的联合国宜居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上发布的《人类栖息地：新城市议程》（人居III）中，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落实新城市议程要结合实际。我认为其中的一些精神可以给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启发。

　　议程第11条提到城市生活的共同愿景，即“所有的人，现在的和未来的，不分种族和地域的，都能够居住在正义、安全、健康、方便进入、成本可承担、适应强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栖息地。”

　　未来，城市和人类栖息地应该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逐步完全实现各类人等无差别地获得适宜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方便地获得安全可使用的水、卫生服务，以及其他一系列公共服务；第二，培养人们共同体意识，把安全、包容、可亲、绿色、高质量公共空间和各阶层友好相处放在首位，促进社会和代际之间的互动；第三，实现性别平等，特别是保护妇女和女性少年儿童，让妇女平等地获得体面工作的权利，实现与男性的同工同酬；第四，发挥城市在结构转型、提高生产率、发展高附加值经济活动、改进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中的作用，在支持发展正规经济的同时，注重非正规经济作用；第五，履行实践行政边界的区域性议题统筹职责，在各个层次上发挥平衡和整合区域发展的枢纽和引擎作用；第六，为应对老龄化做好规划和投资，要为妇女就业创造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更多公平的机会；第七，建立有效的减灾系统，应对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增强城市的适应性和恢复力；第八，保护、保存、恢复和提升生态系统，最小化城市的环境影响，形成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格局。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潘家华

　　要向生态理性转变

　　当前，城市发展在理性方面出了问题，需要从权利的理性转向生态的理性。什么叫权利理性？以权来圈利，然后以利强权。生态的理性是互补、互利以及平衡的，不是特别强，也不是特别弱，它是一种健康的竞争。比如，在竞争过程中，僵尸企业会自己淘汰自己，如果我们现在不从权利理性转向生态理性，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什么是城市群？就是画一个圈。为什么呈现污染物？有人就有烟，人一多烟就多了。如果不是建城市群、让城市均衡发展，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现在搞中心城市，所有城市都在竞争中心，因为成为中心就意味着资源也会过来。这样的理念怎么实现均衡发展？当前，我们在做梯度转移，别人永远是努力的对象。这样的理性、这样的状况，我们怎么能把城市格局治理好。包括提出的总部经济，总部经济实际上就是权利经济，总公司迁到北京有必要吗？无非是权利聚集在一起，利益更有保护。

　　正是在这样情况下，中小城市的优质资源被全部垄断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使得中小城市越来越没有动力，最后导致城镇化没有动力。我们为什么不实行扁平化管理呢？目前的城市格局，城市权利如果不扁平化，存在的问题可能仍然解决不了。

　　如果不改变权利理性理念，城市病会越治越严重。如果用生态逻辑替代权利逻辑，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