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链接
日 报周 报杂 志 人民网
中国城市报 2017年01月02日 星期一

屈原:湖湘文化的灯塔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蕾 《 中国城市报 》( 2017年01月02日   第 25 版)

  屈原留下的爱国精神,仿佛融入汨罗江,延续了两千多年。它不仅没有在湖南断绝,反而随着时间流淌,深深镌刻进了湘人的骨子里。其实,湖南自秦末开始,便在各地建立纪念屈原的建筑,至今尚有屈原庙遗址20多处。至于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早已不独为湖南风俗。

  从古至今,屈原从最早的“变法图强而不得志”文人形象,到一身清白殉国家的忠烈,他身上所折射出的精神首先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之下,孕育了临危受命领兵抗元的李芾,孕育了变法失败慷慨就义的谭嗣同。

  在辛亥革命前后短短15年间,湖南曾先后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等5位烈士为救国而蹈海投江,这在全国其他省区是罕见的。正因为那种对国家对民族发自内心的爱,支撑着这些湖湘志士视死如归的壮举,而这背后,传承的正是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情怀。每逢国难,湖湘士人对民族对国家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让他们苦寻救国救民道路,哪怕面对牺牲仍义无反顾。

  忧患:湘人爱国主义的担当

  屈原的爱国精神,首先具体地表现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长声叹息,对人民艰难的生活深表同情。他把对祖国的热爱与对人民的同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屈原立志使楚国国强民安。当秦将白起攻克郢都、楚王仓惶东迁、百姓四处逃亡时,随民外逃的屈原目睹这国破家亡的惨状,痛心疾首,百感交集地在《哀郢》中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正是这样的惨况,使得屈原内心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心境。

  屈原的“忧国”与“忧民”是统一的,所忧之国为楚国,所忧之民为楚民。他对生养他的楚国大地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热爱与忧患交织着的情感使屈原至死不肯离乡他就。

  这种忧患意识从来不乏后世回响。范仲淹《岳阳楼记》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忧文化的精义是担当,这是对儒家思想的发扬和升华,亦系程朱理学的重要要义。这种忧民忧国的传统成为了湖南士子所秉承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历代湖湘学子胸怀天下,对民族和国家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更使得湘人自感肩负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内化为挺身而出、不屈不挠奋斗的精神动力,外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并对传统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求索:湘学的永恒动力

  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路程是那样长、那样远,我已经立志,要百折不挠去寻找那理想中的人生之道。这是屈原留给湘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由于这种求索精义,才有了湘学的本质特征,才有了近现代湘学人才群体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湘军、湘学。

  屈原为了振兴楚国,为了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在楚国进行了变法,与其他贵族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担任左徒期间,他选贤任能,改革内政,修明法度;在外交上,他主张联齐抗秦,并出使齐国,订立了齐楚联盟,使楚国威望大增。屈原将自己的爱国精神与经世的求索合而为一。

  屈原在楚国变法,是其在政治上的求索,开湘学经世致用传统、躬行践履风气。至宋代,胡宏认为学习儒学经典,领会“圣人之道”的根本在于致用,将有体无用的空洞理论,目为异端邪说。重视致用,其关键在于关注社会现实,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张栻提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重躬行践履,留心经济之学,主张知行互发,把知付诸行。王夫之强调“知行终始不相离”。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求实求知、重实事实功成为湘学的特色。特别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一批批书生纷纷加入抗击的队伍。与尚口说者“平居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有别,清末湘军的最大特色是文人治军,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是书生。据罗尔纲的《湘军新志》统计:“至于在出身方面看,仅有七人不可考,其可考的一百七十五人中,书生出身的为一百人,即占可考人数中百分之五十七,其武途出身的七十五人,即占可考人数中百分之四十三,可见湘军将领的出身书生较武途为多。”湘学子往往能迅速地从书生转变为将士,筹集兵马,指挥战事,将彪悍的湖湘民风磨砺为湖湘士兵的尚武意志,锻造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

  独醒:湘学的人格指向

  屈原,不仅承载着爱国和求索精神,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稀有、特别难以做到、特别崇高的“独醒精神”。在汨罗屈子祠,有一个独醒亭,题字是著名作家茅盾的手迹。亭前树石碑一块,系明嘉靖时所撰的《重修独醒亭记》。这是因为,屈原流放汨罗期间,常在玉笥山下的渡船亭与渔民谈心,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将渡船亭更名为“独醒亭”。这种独醒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尤为光大。陈天华、禹之谟、魏源、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等,无一不是独醒精神的杰出代表。

  据晋代《拾遗记》载:“楚人为之立祠,汉之犹存”,说明屈原死后不久,便修建了庙宇;到汉代已有了刻碑记事。唐代建三闾大夫屈原祠;五代时封屈原为昭灵侯,元代加封为忠洁清烈公,庙以封名称之。无疑,这是对屈原阐释湘学的最好纪念。

屈原:湖湘文化的灯塔
湘剧《护国》重温百年前蔡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