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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如何通过把握城市发展规律，解决城镇化带来的交通、住房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十二五”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课题组针对城市焦点问题，开展了各项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呈现给诸位读者，以供参考。
“以人为本”乃治堵根本之策
■王振坡 李锦 朱丹
城市交通拥堵日益严重，影响城市运行效率。我国各地政府纷纷从增加供给、引导需求和加强管理等方面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相关措施使局部地区交通拥堵有所改观，但整体交通拥堵状况仍未根本缓解。“十二五”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课题组开展了《2016年天津市交通与住房调查》，获取5095个微观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从城市居民个体感知视角分析天津市交通拥堵成因及治堵政策，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居民交通安全意识薄弱、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因素。其中，居民交通安全意识薄弱，体现在道路两侧违规占道、漠视交通规则以及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等方面；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体现在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不完备、道路标识不明晰以及红绿灯设置不科学等方面。
第二，相对于交通拥堵收费、停车收费等经济政策，居民更加倾向于加强公共交通建设等供给类政策、优化道路资源配置等管理类政策。此外，“互联网+”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拥堵。
基于以上调查分析，特提出以下缓解天津市交通拥堵的对策：推进汽车社会交通文明建设，提升交通发展软实力；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精细化管理，提高既有设施利用效率；完善公共交通运营体制机制，优化公共交通客流组织模式；合理配置道路资源，优化出行方式结构。
（第一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大城市委员会秘书长；第二、三作者系“十二五”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成员）
把握住房需求偏好成为新亮点
■王丽艳 王营营
为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断实现人民住有所居目标。因此，从房屋的居住属性出发，及时客观地把握居民家庭住房消费需求新动向，深入研究影响其住房需求偏好的因素，对于明确未来住房有效供给目标，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促进住房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十二五”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课题组基于《2016年天津市交通与住房调查》数据，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影响城市居民住房需求偏好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年龄、学历及收入等对居民住房需求偏好影响显著：随着年龄增长，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总体走势呈现出“倒U型”特征，其中18-35岁是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的主流人群；相较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大专及以下学历群体较多选择租房或保障房；高收入家庭更偏向于购买多套住房，并且以家庭月收入“超过20000元”为拐点，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数量明显增多；无住房公积金、非本地户籍人口在住房拥有、住房条件等方面都相对较差，在城市居住时间越长的非户籍人口购房意愿越强烈；居民购房时更加关注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配套。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人群住房需求偏好存在显著差异。目前来看，应加大住房消费金融支持力度，提升居民住房消费支付能力；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着力解决弱势群体“住房难”问题；创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效提升住区公共服务水平。
（第一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大城市委员会会员；第二作者系“十二五”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成员）
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迈向网络化
■何继新 陈真真
当前，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正在走向网络化的治理形态，通过网络化平台及技术工具，能够把公共物品规划设计—生产建设—运营管理—消费沟通—反馈控制等环节实现价值串联，形成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释放的一体化体系，建构价值链网络化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创新模式。
在价值链网络化建构模式下，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创新内容体现如下：一是以公共需求为中心导向，以整体治理化、跨域协作化、价值增值化、数字智能化为原则，具有主体集聚、网络协作、社团结构、鲁棒性复杂网络特征；二是通过资金流、工作流、信息流、业务流和实物流“五流协同”为切入点，形成主体间糅合互动、互惠共享、引导调适的价值链网络范型；三是通过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寻找多元参与的共同价值平衡点，实现多中心供给主体及环节的“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释放”的有机整合和价值串联，最大限度满足社区居民差异性偏好，实现协同供给的更大潜在价值；四是需要完善的社区文化、网络基础及宽松的外部环境作为基础保障，包括管理协同层（共同的价值目标、融合的社区文化、协同的战略决策）、运作协同层（协同规划、协同设计、协同施工、协同运营）和消费反馈协同层（协同维护、供给消费、协同反馈）三个层次。
（第一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大城市委员会会员；第二作者系“十二五”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成员）
职住平衡：理想or现实？
■王丽艳 奚奇 韩瑞青
就业与居住是城市的两大基础功能，二者的空间关系随着城市产业与空间结构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对于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十二五”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课题组基于《2016年天津市交通与住房调查》所获取的微观样本数据，对天津市居民职住匹配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市内六区的居住与就业人口空间结构不一致，职住空间分离较为明显。具体结果如下：
第一，家庭、经济及制度因素分别对居民职住匹配产生不同影响：在天津居住时间长、受教育程度高、拥有交通补贴、在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以及拥有天津户口的居民，职住匹配程度相对较低；有子女需要接送或是选择租房的家庭，职住匹配程度相对更高。
第二，不同群体居民的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空间替代性存在较大差异：有住房公积金、采用步行及公交车通勤、在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的居民，为减少通勤成本，愿意支付的住房成本高于其他人群；城市低收入人群在居住区位选择上的自由度受到很大限制，普遍面临住房难、通勤成本高的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户籍、教育以及经济情况对天津市居民职住匹配的影响显著。因此，应以“紧凑城市”理念为指导，促进城市土地混合利用；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规模，优化公共服务空间布局；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实现交通资源的精准供给。
（第一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大城市委员会会员；第二、三作者系“十二五”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成员）
天津市的人口郊区化来临了吗？
■王振坡 张颖 薛珂
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阶段及探究人口郊区化动力因素，对天津市制定人口空间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课题组基于“五普”“六普”数据，运用GIS技术及人口密度模型，描述天津市人口郊区化特征，并根据2005-2014年各区县面板数据，剖析人口郊区化动力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天津市人口分布趋于分散，呈多中心格局，尚处于人口郊区化初级阶段。规划重点发展的滨海新区，人口集聚力尚不突出，以城区为核心的多层次、组团式城镇体系还有待完善。
第二，天津市人口和产业两要素空间分异现象越来越不显著，迁移的非同步性趋于弱化，但两要素依然存在分化现象。
第三，土地、住房制度改革及郊区经济发展加快人口郊区化进程，但与此同时，城区公共服务的集中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人口向郊区迁移。
为了使人口郊区化具有积极现实意义、实现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有序分流，特提出以下措施：第一，调整产业分布格局，优化人口空间布局；第二，以公共服务引导人口流动，推动城乡与区域均衡发展；第三，制定合理土地利用规划，关注郊区自然人文环境；第四，提倡组群式小城镇开发模式，避免中心城区呈蔓延式扩张。
（第一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大城市委员会秘书长；第二、三作者系“十二五”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成员）
新型城镇化问题的
经济学图景与范式值得反思
■赖迪辉 赵春燕
决定世界城镇化发展路径的是规律，每个国家多姿多彩的城镇化成果都受到规律力量的牵引。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呈现出“人口—环境—产业—制度”四要素演化图景：人口增减带来环境资源禀赋的变化，人口与环境互动形成对产业的发展约束，影响产业发展，进而引起制度运行状态的变化。上述图景是具有生命力的，它不仅是现实状况的概括总结，也是各种学科交叉的体现。
学界常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城镇化的效率问题，其中阿罗-德布鲁模型是基础范式。但它有问题，比如，把家庭单位和企业质点化，极大忽略了质点的异质性，与现实政策出发点发生抵触。宏观经济分析在城镇化中的具体运用出现滥用凯恩斯主义加总法的倾向，而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存在，导致经济学在分析城镇化的具体问题时,不得不在欧式空间范围内艰难探索，要么难以反映交易成本全貌，要么充满后验主义的味道。
对图景的曲解与范式的错误运用,直接导致我们对当前很多城镇化问题的误解。新型城镇化新常态发展特点体现在一个“新”字上，它迫切需要对其自身演化发展提供全景式描述，同时在激烈的现实变化中调整经济学范式，以适应我国国情。
（第一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大城市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二作者系“十二五”天津市高校“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