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时务学堂：开湘学之新风

　　时务学堂的真正诞生地点于长沙市开福区中山东路三贵街口。她的出现，搅动了甲午战败后湖南沉闷的僵局，让有血性的湖南人又一次站在历史的浪尖，让湖南的维新运动风起云涌。虽然它几度易主，还遭遇“文夕大火”，但那些都磨灭不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新的教育制度从这里破壳，传统思想的禁锢也在这里开始慢慢开放。

　　长沙时务学堂开始筹办于1897年初。当时，王先谦、张祖同、蒋德钧、熊希龄等士绅筹议成立宝善成制造公司，同时“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这一动议得到了陈宝箴、黄遵宪等开明官僚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的重视和支持。当年9月，《知新报》刊发了《时务学堂缘起》，阐明了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广立学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接着，湖南巡抚陈宝箴又发布了《时务学堂招考示》，宣布“本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业”。时务学堂通过官府拨款和绅商捐款的途径筹集了经费，购得省城北门外侯家垅田数百亩，建筑学舍，作为永久堂址。新址竣工前，先租用衡清试馆，以后又假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刘权之故宅，最后迁至落星田。

　　推进湖南教育近代化

　　创设时务学堂之议既定，陈宝箴委派黄遵宪、熊希龄具体负责学堂筹备事宜，又任命熊希龄为提调（即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谭嗣同也积极参与了时务学堂的筹建工作，他曾亲手撰写“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同华”的楹联，悬垂于时务学堂内。由黄遵宪提议，学堂决定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聘请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黄遵宪、熊希龄等一方面写信给《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商谈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事宜，一方面即着手开始招生。

　　学堂第一次考试是1897年9月24日，在考前7天，陈宝箴将《时务学堂招考示》刊发在《湘学新报》，并在省城大街小巷张贴。恰逢清廷三年一届的“秋闱”乡试，参考的学生将这个消息带到了湖南各地，吸引了4000多名考生报考。当时，招考审查和招录都极为严厉，各府州名额实行分配制，除了长沙府24名外，其他府州5至12名不等。第一次招考经过挑复再扃试，录取了40名。这还不算完，到了第二年4月，时务学堂又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第一班40名同学甄别完之后，学生只剩下27人。

　　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他手订《学约》十章。这一学约以康有为创办广州万木草堂时制定的《长兴学记》为蓝本，对时务学堂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梁启超该时期教育思想的精华以及时务学堂教育教学方面的特点。

　　关于教学内容，总的原则是“中西并重”。梁启超认为“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但首先须通晓“中国经史大义”，然后才能致力于“西籍”。他所注重的“中国经史大义”就是“以宗法孔子为主义”“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实际上是经过康有为改造，并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公羊春秋”学说。为此，梁启超还撰写了《读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作为学堂学生的教材，以向学生灌输变法改制思想和大同民权学说。

　　时务学堂的第二次招生是1898年3月22日，出的作文考题为《论黄老之学最能害事》《论孟子恶乡愿》《论南学会有益》，这次确定下来的各课学生为48名。第三次招考是1个月后，由皮锡瑞和谭嗣同担任考官，考试项目同样是作文，题目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汉光武洽天下亦以柔道行之后》，考生答题要是没有较为独到观点，一般跟时务学堂无缘。

　　经过五次招生，学堂满员，初选人数为264人，正式录取的中文内课生81人，中文外课生24人，其他各类学生25人。至1898年戊戌政变，时务学堂创办未满一年，之后改为求实书院，这些招录的学生也随之走向各处。

　　时务学堂对湖南的维新运动和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培养的大批人才如林圭、李炳寰、蔡锷、唐才质等，有的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有的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骨干。特别是它促成了湖南各地新式学校的设立和书院制度的改革。受它的影响，湖南各府、州、县都纷纷要求将其书院改为学堂，或改革书院课程，有的干脆直接成立新式学堂。因此，可以说时务学堂对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学生亮相历史舞台

　　1899年注定不平常，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田邦璇、蔡钟浩、李炳寰、周宏业、唐才质、李渭贤、陈为鐄、朱茂芸等先后辗转去到日本，加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东京大同学校。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分为改革政治、精研军事、注重教育三派，并准备在各自精通的领域大显身手。

　　也就在这年冬天，教习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寻求救国之路。第二年，他在长江中下游组建自立军，计划分别在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处武装起义。这一消息在学生中间传开，吸引了林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锷、石陶钧、唐才质等人的回归，他们加入自立军，并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戊戌政变后，蔡锷也随同学一道去到日本，在东京大同学校读书，他更倾向改革弊政的思想。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决心再去日本精研军事。回国后，他一改此前文弱书生相，继续参加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后，蔡锷在10月30日领导发动云南重九起义，任云南军政府都督。1915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甚嚣尘上，蔡锷于12月25日与云南督军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通电讨袁，发动护国战争，率护国军入川，激战十万袁军，屡获胜捷。

　　时务学堂里除了走出一批为革命奋斗的军事人才，还有像范源濂、杨树达、李肖聃等教育学术精英。

　　时务学堂二班中文内课生范源濂是该校走出来对教育贡献最大的学生。戊戌政变后，他突然特别焦虑，在思想斗争一番后，他和同学一起曲折前往日本，下定决心从事教育，以这样的方式救国。

　　中华民国成立时，他曾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与总长蔡元培一道改革封建教育，建立近代民主教育体制。他曾先后担任清华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四次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护国战争结束后，他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开始除旧布新。他撤销了“教育纲要”，重新制定颁布大学章程，并将西方大学体制的优点融入其中，规定各大学按专业分科，按专业分系，初步的近代大学教育体制慢慢成型。就在稍有成就之时，他又和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

　　清华大学继陈寅恪之后第二位国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的杨树达和蔡锷是同班同学，他在学校期间的表现鲜有提及，但当时能在4000多报考生中成为录取的40人中的一位，也实属难得。杨树达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投身于革命中去，而是用一生研究汉语言文字。只是在1913年湖南各界人士发起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中，他被推为教师代表，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参加驱张赴京请愿团。

　　他在语法、修辞、金石、甲骨、及古文字训诂、音韵等方面造诣精深，所著的《古书疑义举例续补》被章太炎认为“用心审密”“足匡高邮王氏之失”，于省吾则称“精湛透辟，曲园所不逮”。语法方面著作《高等国文法》将文法与训诂紧密结合，建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独特语法体系，至今仍为我国乃至国外中学、大学的语法教学用书。他还因研究甲骨文、金文时会形、义、史结合，被称之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杨树达最有成就的是《汉书补注补正》，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史进行大量校勘、考释、阐述，陈寅恪读后直呼：“《汉书》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