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评“京津冀协同发展”

　　编者按

　　2016年11月11日—12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16年城市国际化论坛”在北京召开。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组组长、原河北省委书记叶连松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管理系副教授韩文琰，分别就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了主题演讲和闭门研讨。根据现场发言，小编整理了专家主要观点，供读者参阅。

　　精准发展才能集聚优势

　　■叶连松

　　京津冀区域，濒临渤海，北靠太岳，携揽“三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吸纳人口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已从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进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首先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共赢？多少年来，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各级党委政府都很努力，但却处于竞争状态。归根到底是由于现行的行政体制，特别是财税体制的制约。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要精准确定功能分区定位，才能更好地集聚优势，打造发展平台。功能分工不明确，工作就不好开展。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不仅有利于破除隐形壁垒，打破行政分割和政策落差，为实现优势互补、区域一体化发展开拓新途径，还有利于把河北建成“一基地三区”，使其实现绿色崛起，开创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新局面。

　　为了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首先，要把城市群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优化京津冀区域生产力和城市群空间布局。打造以首都北京为核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不能搞“单一中心”“一城独大”或者是“摊大饼式”的建设。当前，发展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经济，包括都市圈经济、城市带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平台。因此，未来的大城市建设倡导“组团式”发展，要在特大城市周围建设一批大城市和繁多的卫星城。

　　其次，要全面对接“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使京津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三增长极。京津冀区域是我国城市群、工业群、港口群最为集中密布的一个区域。作为中国优质生产要素集聚区，京津冀区域已成为世界比较活跃的一个区域经济中心。

　　最后，要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作为首要任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理“大城市病”的路子。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将对河北省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建设具有综合性带动效应。无论是非首都功能疏解，还是产业升级转移，都要注重差别化发展，克服产业布局同质化和无序竞争。河北省近年来建设的一批产业园区，可作为产业转移对接协作平台。

　　加快推进京津冀交通设施一体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文明建设三大领域率先突破，是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着力点。

　　产业承接不能谈污色变

　　■韩文琰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的重大国家战略，其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国家提出的京津冀产业升级转移具体方案为：按照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资源互惠、功能互补和融合互动的原则，从全国生产力整体布局出发，明确三省市产业发展定位，理顺产业发展链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转移对接，打造立足区域、面向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聚集区。然而，面对这些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的经济部门，津冀两地的承接意愿并不高。

　　对北京而言，缓解其资源约束、要素成本上升、环境压力等意义重大；但对于津冀两地而言，是否能够通过承接产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受益，无疑机遇与挑战并存。天津紧邻北京，与北京同为直辖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同为“一核双城”的主要区域，与河北比较，在产业规划上与北京更为接近。因此，如何有效、有序承接北京外迁产业，不仅事关天津的自身发展，而且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

　　通过研究天津承接产业的基础、产业梯度、产业关联性以及北京外迁产业情况发现，尽管天津与北京的产业发展有相似重合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梯度，因此，可以凭借其自身优势，通过科学选择、合理承接产业而获取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红利。具体而言，可以有选择地承接批发行业、医疗卫生行业、教育行业、金融行业、化工业、贸易总部和分支。除此之外，北京外迁行业中的建筑、钢铁、铸造、建材、家具制造、服装纺织等行业，均没有明显的承接优势，建议规避这些行业的承接。

　　天津在产业承接上，首先，要结合其承接基础、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有选择地承接，既不能步入“先污染、后治理”城市发展怪圈，又不能谈污色变，仅仅怕能耗、怕污染就全盘拒绝，而应该研判自身优势，发挥新能源、新材料优势，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甚至变废为宝，积极参与到京津冀协调发展中。

　　其次，要注意政府与市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协调。如果津冀两地的政府是理性的，会导致两地对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低效益产业承接热情不高，而对低投入、低污染、低能耗、高效益、高产出产业承接热情过高，从而导致两地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因此，天津政府应积极与北京、河北两地政府以及中央政府沟通，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承接，并提出承接产业需要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尽管政府主导型产业转移可以减少区位粘性对产业转移的阻滞，但企业是承接的主体，天津应该在政府协调基础上，充分利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加快产业链条的拓展与升级，发挥产业关联性对整体经济的带动，获取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

　　最后，在京津冀产业承接中，既有顺梯度承接，也有逆梯度承接，哪种承接更有效，关键要看更适合哪种承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