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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 2016年10月31日 星期一

以城市群为主体 推进大都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王日玥 徐晨阳 方子娴 《 中国城市报 》( 2016年10月31日   第 27 版)

  编者按

  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主办的2016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秋季论坛暨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6》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刊特摘发与会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城市群规划建设

  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士林指出,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表述为:有“集中”也有“分散”,在某些阶段和区域需要“集中”,在某些阶段和区域需要“分散”。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点-轴系统”理论及其“集中主义”理念模式,只简单地强调“集中”而很少考虑到“分散”,不仅在理论上有很大的片面性,在实践中也已带来很多的后遗症。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病”大面积和集中爆发的时期,说明“过度集中”已成为影响区域和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重新审视以“集中”为核心的区域与城市规划理念及建设模式,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案,已是势在必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冯奎,介绍了京津冀地区新城新区的基本情况,将京津冀面临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五点:一是设施配置水平差异大,新城新区发展水平分化;二是数量较多,资源分散,投入产出不经济;三是新城新区发展策略同质化;四是区域资源环境约束明显;五是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不足。同时,以对中关村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互动为对象,归纳提出了以企业外迁、企业投资、技术输出、共同基金、上下游产业链联动、建立河北分园、共建共管等为主要特色的新城新区共同体模式。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沈开艳,以2016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为对象,结合长三角近年来经济合作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论述了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定位应为打造改革新高地、争当开放新尖兵、带头发展新经济、构筑生态环境新支撑、创造联动发展新模式的“五新”世界级城市群。在空间格局协同推进战略上,提出了“一核五圈四带”的方略,并从产业联动与融合发展、低碳经济协调共享发展、城市群的科创能力协同创新、城市群社会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一体化协同建设五大方面阐述了长三角城市群合作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金融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王玉荣,从GDP与全球产业链分工,货币与金融,科技创新,土地、可耕地、人口,软力量,财政与金融的稳定性,政治、经济、社会均衡发展,规则的制定权等8个维度,对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综合分析框架进行了阐述,并就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和成渝国家级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战略所部长刘学华,通过考量长三角城市群22个城市的主要同城化指标,认为同城化发展对大多数非中心城市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有反向影响,但推动了大多数非中心城市第二产业的发展。同时,同城化的主要指标变量对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的。

  中南大学中国文化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周刚志认为,长江流域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禀赋结构优势。“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走廊”的基本规划设想是:第一,依托长江经济带的发达交通网络,打造精品文化旅游品牌;第二,依托长江经济带的丰富文化资源,组建强势文化产业集群;第三,依托长江经济带的特色文化产业,形成区域经济多增长极。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城市科学研究部副主任盛蓉指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有一定的发展优势: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在三大城市群之首,为6.86‰,是长三角的四倍多,成渝的两倍多;据保守统计,空间面积为34.94万平方公里,在三大城市群中也是最大的;建成区的绿化覆盖率为41.59%,以微弱的优势高于长三角。但从总体上看,长江中游在现有人口数量、GDP增长率、社会科技创新潜力、文化设施供给水平方面都表现平平,亟需研究并找到破解对策。

  大都市的创新发展

  及治理机制构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指出,提高大都市开放融合创新能力,一是在空间上提高开放融合创新能力,促进产城融合、机构融合等;二是在机制上提高开放融合创新能力,推动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三是在平台上提高开放融合创新能力,实现共创分享、网络协同、社会创新,包括提高创新资源、科研基础设施、仪器设备共享水平等,同时提出提高“双创”能力重在社会创新,包括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应用,发展网络众创平台、众创空间,推动众包、众筹等新模式应用等;四是在知识上提高开放融合创新能力,如鼓励交叉学科、知识跨界等。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智慧城市研究部主任张立群指出,创新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对创新设计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创新设计服务于产业转型的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创新设计能力建设不均衡,高水平复合型创新设计人才偏少;产业界的创新设计意识总体上依然落后,社会对创新设计认知程度不高。他认为,开展国家创新设计系统和策略建设、大力促进创新设计产业的理论研究、加强设计对科技创新的引领、加强创新设计教育与人才培养、加大对渐进性创新的支持和推广、开展创新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和文化资源要素建设、拓展创新设计的动力新空间等,是提升我国创新设计能级的主要策略与路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唐亚林指出,大都市圈视野下的区域公共治理模式创新,鲜明地体现出两大全新的思维特征与实践特点:一是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经济化发达地区,组建以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区域公共治理模式,是一个普遍的选择,如泛长三角地区与泛珠三角地区;二是在行政化程度比较高、区域合作进展迟缓的政治化发达地区,组建以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导的超省级行政性质的区域公共治理模式,仍然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如京津冀地区。采取类似非政府组织形式的行政首长联系会议制度、专家咨询委员会、大都市圈城市政府协作联盟等,可切实推进区域公共治理发展进程。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城市规划设计部主任苏晓静指出,《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北京和上海要建成科技创新中心”。对上海而言,以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社会创新、城市创新为核心内容,建设上海全球创新城市和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已迫在眉睫。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提出了以“1+3+N”为基本框架总体战略设想:“1”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区”;“3”是重点建设科创中心智库、财政金融支持、科创文化展示三大平台;“N”是多个科技创新城市节点及科技创新小微企业。

  上海杰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逸涛,根据上海市中心城区“停车难”的实地调研,介绍了捷停超级停车场的经验:通过物联网连接停车资源、车主和汽车的做法,实现打破信息不对称、不增加物业管理成本、更安全的车辆管理、有效避免缴费矛盾等目标。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陈能军指出,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正迈入国际化大都市行列。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融合生产、生活、工作及其产业渗透的新兴产业,成为大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产业。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需要营造多元化与包容性的文化氛围,需要发展文化制造与文化服务的文化创意产业。而发展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文化创意产业,则能够提升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人文内涵,并丰富其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产业内容。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城市战略咨询部主任王晓静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城市建设中曾流行过“明清一条街”,其特征是将原有的真古董旧街区拆掉,改建新的仿古街区。上世纪末,中国意识到其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严重破坏,并出台了大量政策制止“大拆大建”。21世纪以来,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了较大改善,开始由保护物质遗产转变为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共同保护,以保留原住民的方式保护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空间场所。近年流行的“保留街区原始面貌,不改变建筑外立面,仅以新材料改善内部居住空间,同时留住原住民”等,显示出延续城市文化生命力的强大效应。

  小城镇发展政策与战略探讨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杉达学院原副校长薛兴国指出,旅游产业在当代具有综合效应,可服务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网络信息化和发展生态化。全域旅游是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旅游业与特色小镇的融合发展模式主要有历史文化资源主导型、自然资源主导型、产业依托型、宜居宜业型与旅游接待型五种。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信息咨询中心主任沈杰指出,民宿作为农村新一轮价值大发现,能起到杠杆作用,通过小而系统性的改变来激活城乡关系,解决远郊农民的出路问题、乡村旅游的转型突破以及农村的产业融合问题。上海应根据自身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摸索一条民宿与农村经济、农村生活谐和发展之路。一是规划先行,营造持续发展环境;二是探索试点,逐步规范形成全市层面管理办法;三是模式不拘,以大平台统筹特色载体运作;四是多方联动,构筑乡村系统性发展格局;五是政策驱动,充分植入乡村文化资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朱逸宁指出,江南小镇可为小镇建设提供一个模板。第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让大城市的便利条件惠及小镇甚至农村,让小镇的优质生活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活形式。第二,小镇生活形态可以看作是疏解大城市职能、缓解城市人口和资源压力的一种尝试,但既要避免“波将金村”在小镇建设中出现,又要避免变成现代大城市中某些新城区出现的“候鸟式”居住形态。第三,江南小镇并非是农村人口的简单集聚,也不是大城市的附属,而是有着独特地位的一个区域。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城市科学研究部主任刘新静指出,我国特色小镇应与乡村基层治理紧密结合起来。作为乡村基层治理主体和国家政策执行者的乡镇政府,在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治理能力均呈现明显的弱化趋势并引发了严重后果,包括自上而下流入农村的公共资源极大浪费、政府治理合法性流失等。对此,国家高层管理部门相继出台各项政策和措施,旨在提升乡村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但还缺乏深入和系统的考量,特色小镇建设应与乡村基层治理紧密结合,切实解决乡村发展中的的现实问题与矛盾。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博士谈佳洁,梳理了国外小城镇建设模式,主要有如英国的“新城模式”和“田园城市模式”,美国的“自由市场化”模式,德国的“人文主义”模式,日本的“一村一品”模式等。其还指出,将规划放在首要位置;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舒适度;加强不同层级城市与城镇的分工合作;重视一、二、三产业的聚集、关联和协调发展,是国际小城镇建设经验所带来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以城市群为主体 推进大都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