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2016年会在天津召开。会议以“转型与协同:全球视角下的城市与区域发展”为主题,就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城市规划学界的新思潮与热点关注领域进行了探讨。
区域协同:老话题聊出新看法
协同一词,对于每个关心城市发展的人来说都不陌生。“协”是途径,“同”是效果,竞争之中相互平衡,协调之下对接合作,是新时代背景下许多城市“抱团”后所遵循的路径。就目前来说,中国城市之间的区域协同主要着眼于人口和经济高密度的城市化地区或城镇群地区。此次年会上,多位专家将协同这一话题落实在热度很高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
“长三角堪称中国城市中发展最成熟的区域。”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赵民就长三角中上海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就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区域发展问题而言,上海如果离开周边城市,其基础是不扎实的。应先做区域中心城市,服务长三角腹地,再考虑做国际中心城市。
“上海作为区域龙头老大的地位是被公认的,上海的中心辐射功能是在全方位拓展,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全球城市区域正在崛起。”赵民说。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周长林重点讨论了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未来天津的空间发展将强化对接区域,传承空间战略,优化海陆双向拓展的空间结构;注重对外开放、双创开发、区域协作,建设开放型全国创新研发基地;依托建设国际航运核心区的优势,港口资源和“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空、港、铁三线提升,打造“一带一路”的国际港口城市;发挥“共生互补”的自然人文禀赋,严守发展底线,优化生态安全格局,塑造三生空间融合海岸线,建设多元共生的魅力城市。
香港规划师学会会长麦凯蔷则将目光聚焦在了中国的“南大门”——珠三角城市群。她以珠三角机场和港口的发展为例,通过对区域内资源错配、同质竞争等现象的研究,提出珠三角地区应优化资源分配,促进协同效应,避免不必要的竞争,善用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而发展为更具竞争力的区域经济体。
展望未来,麦凯蔷表示我们应结合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宏观背景,提出珠三角地区从竞争走向区域协同的新治理路向。具体包括开展更多实际的工作;培养真正的合作意识和认同感;识别和加强各地区特色,使其发挥特殊作用;在长远规划中,把香港和深圳视作一个超级大都市来进行考量;成立一个珠三角行政权力机构,以协调所有未来的中央政府的举措;对香港保有耐心,给予时间和忠告等。
虽然协同发展号角的已经吹响,但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和平却对认为,在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和政策框架下,城市之间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仍存在一定难度。
“长三角的经济协作的态势和网络相对较好,南京和杭州这几个城市竞争不过‘俯首称臣’;而珠三角机场密度非常高,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利益,增大哪个减少哪个都很难;120平方公里的重庆市自贸区,分散了几十片区域,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利益;产业的同质竞争也很厉害。”李和平说。
对此,李和平建议,在规划层面,应该从管理角度、政策角度和利益分配角度重点研究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引导区域在竞争的前提下谋求协同和合作发展。
针对城市群发展未来走向的疑问,中国城市规划院深圳分院常务副院长范钟铭表示,要加强城市间分工协作。通过建立快速、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系统,促进各个城市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优势条件,实现城市间差异化分工协作。
国外专家谏言
提升城市品质
不同于国内专家高度关注区域协同发展,国外专家则将视角放在如何提升城市品质。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规划学院教授弗朗西斯·拉塞尔(Francis Russel)指出,好的城市设计才能建设出好的城市。目前,城市设计有三个路径,第一个是物质层面的设计,这方面中国当前讨论最多;第二个是管理层面,如何使城市设计有序、有效;第三个是心理层面,如街区的尺度如何使人感到舒适。
“城市的天性是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和喜好。在不同时代对特定人群有吸引力的空间特质是不一样的。城市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喜爱的美好城市空间,因此城市的空间应该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营造场所拼凑的混合体。”弗朗西斯·拉塞尔说。
此外,随着城市空间的改变,交通作为一项社会公共资源,对提升城市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格里菲斯大学副教授马修·布尔克(Matthew Burke)认为,他在发言中预测了未来城市交通将面对的几项挑战:第一,投融资问题——面对居民持续高涨的需求,高补贴、高成本的投资项目加上极少的收入预期,导致当地政府负债累累;第二,交通所引起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第三,新技术的产生——电动化导致燃油税的终结,自动化减少牌照的持有和罚款;第四,边界与制度的问题——行政壁垒导致交通分布的不合理等。
美国北卡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诺林·麦当娜(Noreen Mcdonald)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增长都非常迅速,包括高速公路、高铁、轨道交通和港口的建设。随着技术提升,跨城通勤改变了大城市圈的组织结构。
“然而,我们过多的关注了站与站之间乘车乘车距离,却忽略了人抵达车站的时间。所以当谈到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以及跨区合作时,需要更细致深入地了解人的行为,才能做出更好的规划。”诺林·麦当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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