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的历史记忆

　　历史文化是城市永远搬不走的“不动产”，成都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正在加快建设西部文创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提升与国家中心城市相适应的软实力。传承4000多年城市文脉形成的历史基因，利用汉唐成都作为世界财富集聚都市的历史优势，推动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大有可为。城市文脉犹如树干，每个时段犹如树的年轮，发展成为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城市神韵和个性。只有理顺这些年轮，才能认识、保护、利用好城市文化的根脉。

　　老城神韵

　　在城市街道和建筑的构建方面，成都是一座2000多年城名不变、城址未迁、中心未移的城市。古蜀人迁徙到金沙后，这座城市就再也未曾迁徙过。成都城市格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金沙时期，金沙遗址正是成都少城的起点，“这是这座城市文明源头的根，也形成了城市的龙脉。”

　　成都老城格局是北方方正庄严式建筑格局的皇城在中央，与江南市井自由式棋盘街道的大城环绕，再与鱼脊形胡同的少城压以其西，三者天然糅合在一起，形成二江环抱、龟城走向、三城(少城、皇城、龟城)相套的奇妙城市格局，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和兼容性，体现了蜀文化的奇妙性。

　　皇城 成都皇城，位于成都市中心，旧称蜀王府，是明代藩王府中最富丽的一座。北起东西御河，南到红照壁，东至东华门，西达西华门，周长2500多米，面积38公顷多。其建筑可与北京故宫媲美：整幢建筑坐北朝南，处处殿阁楼台、金碧辉煌。其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有承运门、承运殿、端礼殿、昭明殿等。蜀王府一改过去历代成都城主轴偏心的布局，首次确立正南北的中轴线，从而形成类似北京紫禁城的沿南北中轴线东西相对称的庞大建筑群。虽为王府，它却俨然有皇宫的巍峨气派，故老百姓称之为“皇城”。

　　城墙 成都城墙建于明代初年，在宋、元成都城基础上筑成，是我国西南地区著名的城垣建筑。明末，战乱频繁，城墙多被破坏。清康熙、雍正年间加以修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花费巨资重修，所建城墙周围长二十二里八分，上有垛口及箭孔8122个、八角楼4个、炮楼4个，城墙高5丈，城墙四周分别建有4个门。

　　岁月沧桑，而今成都市遗存的古城墙只有北较场、中同仁路、成都制约厂一厂、西较场、滨江东路北侧等处了，总长度不足千米。其中，尤以北较场的古城墙保护较完好，长度最长，规模最大。

　　少城 少城又称满城，位于成都城区西部，是清朝时朝廷为八旗兵及其家属专门修建的“城中城”。平定三藩之乱后，成都地区的八旗兵逐渐增多，于是清政府在1718年在成都城西部修建了满城，由于处在战国秦张仪修建的少城遗址上，故人称“少城”。

　　少城周长22500多米，城墙高4.3米，俗称“穿城九里三分”；有5座城门，其中以大东门最为壮观，上面悬挂着“少城旧治”和“既丽且崇”两块匾额；有一个较场。少城大致范围是：北起小北街，南达将军街，东至老东城根街、平安桥一线，西抵同仁路（西城根街），沿西郊河一线。共有官街8条，兵丁胡同33条。从空中俯瞰，整个少城布局如同一只蜈蚣，将军衙门是蜈蚣头，一条长顺街是蜈蚣身，其余兵丁胡同是蜈蚣脚。少城最多有八旗兵2万多人，加上家属有3、4万之众，相当于一个小城市规模。

　　从理论上说，少城四面环水，东有御河，西有西郊河，南有金河，在少城北门，古有水流经现在的“西城角”“王家塘”“青龙街”“玉带桥”再经“卧龙桥”，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在水东门汇入府河。所谓“西御河”，乃是明代“皇城”的西御河；西郊河，则是古“郫江”北支流与府河支流在“通锦桥”下游汇合向南的结果；金河，则是古“郫江”南支流经“石人坝”“铁门槛”至今天十二桥，与北来的西郊河汇合而成，由古“水西门”城门洞下，经方池街、人民公园、西御街、东御街，过青石桥，汇入府南河。

　　老街记忆

　　徜徉在成都街巷，古老的街道串起从先秦到当代的历史风物、人物典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成都为“中国最秀丽雅致的城市之一。”那些老街、老巷中有着城市的文化与历史的记忆，有着各种名人的活动。谭继和建议，成都的老街巷是成都文化的地理坐标，传承着成都人的历史记忆、历史信息和历史智慧。成都应重视这些文化地标的作用，将城市文化地标标识工程提升为文化地标点位的文态生态化景观，让历史文化走进当代，活在当下。

　　文庙街，首家官办学校。汉代的成都，是中国著名的辞赋之都：大才子司马相如在琴台路抚琴，在驷马桥发誓，“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文翁在成都兴办了中国首家官办学校；而君平街又相传是西汉著名文学家严君平的卜肆之地。

　　成都以文庙为街名的，有前街、后街、西街等。但说起这几条街，不少人误以为文庙的“文”得自文翁，这都是不求甚解之过。

　　其实，文庙是用来祭祀文圣孔子的，所以又叫孔庙。说中国各地都有文庙并不夸张，当然不是说现在，而是明清之际，各州、府、县治所所在地都建有文庙。

　　不过，文庙之“文”，虽非来自文翁，这几条街却跟文翁有莫大关系。文翁是西汉景帝至武帝年间的蜀郡守，本名为文党翁。他是个很重视教育的地方官员，曾选派小吏至京城长安进修，而让他名垂史册的，则是建郡学以促礼仪教化。文翁建校，是用石头搭屋，以杜绝豆腐渣工程。这学校也因此被称为石室，是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学校建成不久，成效卓越，人才辈出，引起汉武帝的重视，皇帝亲自下令:教育学文翁，全国办学校。文翁去世后，为纪念他对成都教育事业的贡献，人们在石室里塑他的像以示感铭。

　　因为文翁对成都文风教化的巨大贡献，到唐代修建文庙时，就建在石室旧址，以示这位伟大教育家的成就直追孔子。明代修建文庙时，附近的几条街则按方位分别称为前街、后街、西街。文庙的文和文翁的文，是同一个字，又都跟教育有关，怪不得容易让人望文生义，混为一谈了。

　　学道街，成都古书刻印一条街。在清代的“湖广填四川”中，大批移民从外省进入成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同样给成都留下了带有移民文化的街道。清代四川志古堂刻本在中国鼎鼎有名，清代末年实业兴起，也在这一时期影响着成都街道文化。

　　“学道”是清代省级行政机构中“三司”之一，主管全省学校与科举考试，全称是“钦命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道。提督学政的官署叫提督学院，清代的四川提督学院就设在今天的学道街，学道街当然也是由此得名。

　　在学道街的西端，原来还有成都府的考棚，全府十六县的学子在通过了县试之后就在此进行府试，通过之后才能参加由提督学政主持的院试，成为附学生员，也就是一般人所称的秀才。在学道街的东端，有宪历局，每年全省的历书(古代的历书是由官府颁发的，所以称为“皇历”)必须由此发出，各州县只能照此翻刻印卖。

　　由于学道街所具有的上述特有文化氛围，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从江西来到成都的一批以刻书为业的书商与刻书工匠，从乾隆年间开始，陆续在这条街上开设书铺，刻印并发售书籍。因为书铺名称中多有“经”字或“元”字,如“肇经堂”“玉元堂”等，所以被称为“经元八大家”。

　　到清末时，在这条街以及相邻的青石桥街与古卧龙桥街一带的书铺高达四五十家，或刻印，或贩卖，成都最著名的民营木刻版书铺“志古堂”，最大的官办木刻版书铺“存古书局”，新式的铅版书商“二酉山房”“点石斋”等大书局都开设在这里。从上海进入成都发行“洋版”书籍的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最早也是在相邻的古卧龙桥街开店，直到春熙路建成之后才迁往春熙路。学道街加上相邻的古卧龙桥街和青石桥街不仅是清代整个西南地区书籍业务中心，也是成都历史上第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