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的南方大都市治理

　　编者按

　　2016年9月30日，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大学和中国城市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南方大都市治理研讨会”在广州大学隆重召开。会议期间，来自各科研院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专家学者、行业精英为复杂条件下的都市治理出谋划策，共商大数据时代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经过充分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正在使治理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对都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为了优化都市治理，要加强顶层设计，总结并有序推广既有经验，从理念、制度、文化、技术、人才等方面进行创新，整体推进，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城市治理体制的创新路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唐亚林论述了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的范式建构及其转型方略。他认为，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是集共有权利、共有设施、共有规则、共有形态、共有绩效以及共有知识体系于一体的新型大都市治理范式，呈现了基于共享的统筹式治理模式、基于ICT的智慧型治理形态、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三新”特征。从而，要推动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的转型，必须遵循“从统筹区域合作到促进协同发展，再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这一中国式制度演进轨迹的基本经验，坚持“先规划对接，再深度协同，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理念，实施“区域规划对接对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体系开放开发、区域制度深度融合、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五位一体的战略举措，以“包容性大都市治理范式”引导未来的都市治理。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枫云梳理了美国应对城市空间无序拓展的理论演进轨迹。在他看来，美国的城市管理理论发扎从城市蔓延理论到城市成长管理理论到新城市主义理论再到精明增长理论，历时四个阶段；对城市空间的拓展也实现了从无序到有序、从局部到整体、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从而，要想更好地规划城市空间及用地，需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无序拓展治理理论。

　　《中国城市报》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陈柳钦论述了大都市危机管理及其机制创新。面对如何提高城市危机管理能力，各级政府普遍把各类突发事件纳入“常规性突发事件”和“非常规性突发事件”两大模块予以应对和处置，存在危机管理意识淡薄、公共危机教育不足、政府与公众存在沟通“盲区”等问题。为此，要想优化城市危机管理，需要构建新的城市危机管理机制，如树立新的危机思维观念、树立城市危机意识、加强法规体系建设、建立危机预警系统等等。

　　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黄丽华结合广州实践，讨论了大都市基层治理的困境与体制创新路径。在她看来，在压力体制中，基层政府责任与能力不匹配成为当前我国大都市基层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即由于职责同构的科层体系与纵向集权的责任机制，最终把供给服务的责任从上级政府逐级传递到了基层政府，这最终导致了公共服务提供的异化发生。从而，要想破解这一困局，塑造基于合作共治的大都市多中心基层治理结构将很有必要。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地方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郅强解读了城市风险排查整改的制度‘空转’现象。研究发现，悲剧的循环上演，是因为已经建成的应急管理制度体系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发挥效用，而是陷入了“空转”的怪圈。如果制度落实变成了发文件、打报告、做汇报等形式主义，城市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也不例外。因此，要想破解这样一种“空转”现实，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责任，做到分兵把手、守土有责。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蒋红军讨论了新型城市化视域下中心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支点。新型城市化是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新常态，其与中心城市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内生性和契约性，如何推进这种关系更加融合，需要从“全域广州”“以人为本”和“协调治理”三个层面入手，实现政府职能城乡一体化、政府职能结构纵向调整、重点构建一体多元的基层协调治理机制。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助理教授杨俊凯通过背景、实践、困境、反思的逻辑推理，基于“理念、制度和技术”的三维立场，建构起“行政服务机构建设研究的一个尝试性分析框架”，以更好地推进我国行政服务机构的建设。其中，理念变革是价值前提、制度创新是根本动力、技术应用则是重要手段。

　　城市治理实践

　　广州城市更新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骆建云以“城市更新下广州工业遗产保护性利用探索”为主题，对城市更新进行了探讨。他通过一系列数据、图表和资料，详细介绍了广州市现存的工业遗产现状，梳理了广州市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各个阶段，结果认为，广州城市更新进入了新常态。同时，他也详细介绍了广州的城市更新“微改造”概念、逻辑和具体实践，加深了与会者对广州城市更新的理解与认知。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尹来盛以广州为样本，论述了超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治理问题。事实表明，我国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非常严重，治理交通拥堵亟待解决。为此，他对征收拥堵费、增加停车费、限外、拓宽道路等多种治堵措施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广州的交通拥堵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时间性，而造成拥堵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职住分离和公共交通发展的滞后。因此，需要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布局，落实公共交通优先政策等，以缓解广州的交通拥堵问题。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方灾害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利敏通过多个案例的比较分析，展望了“迈向韧性城市的灾害治理”。所谓“韧性城市”，应该是能够灵活面对外界干扰、具备强损害吸收能力、能够重组和强化学习能力、能够恢复或创造新状态的自我成长型城市。从而，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不同系统韧性的组合，韧性城市能够有效地应对“城市病”。此外，他还从物理、社区、经济、组织、自然等维度，创建了一个韧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以引导并推进我国城市韧性能力的建设。

　　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副教授张惠则具体分享了“大都市社区疫病灾害弹性构建研究”。所谓“社区弹性”，是指社区在压力下维持社区基本功能的能力，是社区在灾难事件发生后迅速应对和恢复的能力，也是指危机发生后社区自组织、自适应、自我恢复的过程。基于田野调查的数据，她发现，我国城市社区灾害弹性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疫病灾害应对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疫病灾害弹性因素也有所不同。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社区疫病灾害弹性能力的完善化与精细化，以灾害弹性评估引导社区疫病灾害弹性能力的建设。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亮分享了大都市中的‘飞地’及其治理问题。以广州黑人聚居区为研究对象，结合调查数据，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形成的具体机理机制。对内，既有历史原因、地理原因，也有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族群联系的影响；对外，还有政府政策监管、公众社会排斥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族群聚居、族裔经济、文化共同体、生活共同体等共同推进了广州市黑人聚居区的形成。

　　荔湾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荔湾区情研究中心主任陈剑玲介绍了大都市城区治理的荔湾实践，从政治与行政改革、经济治理创新、城区文化治理、城区生态治理、城区社会治理、基层党建问题等多个维度，展现了荔湾迈向城区治理现代化的道路和演进逻辑。

　　广东行政学院政治学部副教授陈晓运以“广州下围村民主议事决策”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基层的协商民主。首先，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实施民主选举的农村地区，协商民主何以可能？接着，以下围村的村治实践为例，论述了协商民主的可行性。最后，研究发现，通过议事规则明晰化、民主训练正常化、自治能力普及化、促进村资共有、规则共守、权力共用、村务共商等手段，经济发达地区能够实现有效的村民自治；而对于中国农村而言，要实现特色协商民主，需要走向权威协商。下围村的经验证明，村民自治正从自发创设、自治制度化走向“3.0”版本，即治理。

　　此外，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吴志峰、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刘静林、广东省政府特聘参事钟韶彬等还分别讨论了城市扶贫治理、大都市公共安全、城市土地利用转型等话题。

　　城市治理的三个发力点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描绘了大数据驱动大都市生命线管理。大数据能够测定城市的隐私与痛点，即实现对城市病的全面、实时监控，从而提出了“大都市生命线”概念。他认为，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对生命线系统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生命线系统的安全直接影响到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城市生命线系统安全的重要性日显突出。因此，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大数据能够驱动大都市生命线管理，如建立完善的大都市生命线公共数据平台，确定生命线系统容量，提供安全保障，编制务实的生命线系统应急预案等。

　　台湾大叶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萧景楷讨论了社会企业在大都市治理中的机会。他认为，都市治理之所以需要社会企业，是因为后者可以协助解决一些重要或急迫的社会问题，其所创造和贩售的产品或服务，可以改善都市弱势群体的生活品质等等。有鉴于此，社会企业已逐渐成为国际上的潮流和趋势，各国也依据其社会需求与发展特性，分别赋予社会组织不同的定位和政策。此外，他还分别介绍了英国、美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地区的具体实践经验，以资借鉴。

　　广东海印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监、海印商学院执行院长郑桂梅则讨论了人才与大都市治理之间的关系。在大数据、大变革时代，企业要在大都市治理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也就需要更加重视企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加强人才的选拔；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只有双管齐下，企业才能获得高适配性的人才。这既需要在实践中进行锻炼，也需要高层、师傅的“带”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