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升级：“新”“老”两不误

　　作家余秋雨曾说，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生命，有它的独特外貌，有它的脾气秉性，也有它的成长轨迹，而这些都与一座城市的规划师密不可分。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浪潮给规划师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施展舞台，但是，纷繁的城市形态和发展中的矛盾，也给规划师们带来了许多困惑。

　　9月24日，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沈阳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规划专家齐聚一堂，围绕着“成就”与“挑战”这两个关键词对城市中现存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讨论，从老工业基地振新、新城新区建设、开放式街区的普及等多个角度共探城市转型升级新路径。

　　老工业基地的城市复兴

　　此次年会召开的地点——沈阳是东北重镇。近年来，东北老工业季度产业下滑，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会专家皆表示，城市规划应和区域整体相结合。

　　中国城市规划副理事长樊杰指出，要把沈阳放在辽宁乃至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来定位城市发展的规模和性质。

　　“反过来从自身角度讲，沈阳要在精细化上成为一个卫生无死角、建设条件无死角的城市。”樊杰说。

　　据统计，东北地区每年人口流出约200万，如何留住高素质人才亟待关注和解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牛雄表示，不论提供何种岗位，把人才吸引回来才是关键。政府应为本地走出去的大学生回乡制定一些优惠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地区集中建设了大量的工业基础设施，随着社会转型发展，城市规划中如何对待以往的工业遗产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在论坛中同样引起了热议。

　　辽宁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王国庆提出了他在实际规划中面临的困惑，“一是工业遗产法定地位不清晰，相关法规文件中找不到明确表述；二是功能定位不明确，许多城市还未将工业遗产工作纳入社会发展规划；三是安全问题，一些重化工厂区存在着土地污染，需要治理，会增加资金投入成本。”

　　在北京某建筑设计公司总设计师李涛看来，合理融入诸如居住等功能元素，或许可以提高保护积极性。他表示，只有较好地利用才能达到保护目的，而不是任其闲置荒废。

　　此外，专家还指出，把看似破旧的工业厂房和街区当作城市负资产，其实是种短视行为，深入挖掘工业遗产文化，大有文章可作。

　　新城建设要有“人情味”

　　此次会议上，新城新区建设被多次提及。

　　随着城市的扩张，老城空间不足，发力新城建设成为了很多城市的选择。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7月，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总共超过3500多个。其中国家级新区1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1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45个，还有150多个各类综保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等等。各类省级产业园区1600多个；较大规模的市产业园1000个；县以下的各类产业园上万计。

　　然而，由于规划上不切合实际、定位上同质化、部分功能冗余等问题叠加，造成了空城、鬼城等现象，带来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新城新区发展不可持续。

　　“尤其是2010年以后，一些新城偏重于房地产开发，一味地开发忽视了舒适的人居环境。现在网上炒的很多新城建成鬼城，包括辽宁省也有一些这样的城市，这些问题确实是值得大家思考。”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邢铭说。

　　此前，就有媒体曝出，作为国务院批复的第五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虽已建设多年，但仍然产业分散，人烟稀少。

　　“我觉得目前最应更新改造的不是老城，恰恰是新城。”城市史研究者、故宫博物院专家王军提出向老城学习来破解“鬼城”尴尬。

　　他以北京城为例说明，中国的很多老城区的布局十分紧凑，规划设计得十分人性化，相反如今新建的很多城区却高楼林立，街道过宽、松松垮垮，人口承载力降低，地耗水平上升，成为了“为小汽车而建的城市”。

　　“新城要有‘人情味’”王军建议，新城区规划建设应以人性化的尺度作为设计标准，改变以小汽车的使用来规划城市等已被西方证明错误的方式，真正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要求，建设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紧凑型城市。

　　作为此次年会召开地的沈阳，浑南新城的建设引人瞩目。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晓云指出未来浑南新城的规划要点：在人口方面要结合科技研发等核心职能，强化高层次人才导入；在区位方面，结合城市行政中心建设具有完善职能的城市次中心；在设施方面，强化综合性商业设施建设，高标准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在交通方面，强化与小浑南地区及老城区的快速链接，提升轨道交通与快速路的支撑作用。

　　推行开放式街区的“真相”

　　早在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一时间，“拆墙”一词成为了敏感字眼。

　　“这是我们埋下的一颗‘雷’，为的就是引发大家关注，随后专家再去进行详细解说。”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杨保军在年会上解释称，开放街区的重点跟围墙没什么关系，主要和小区封闭的尺度有关。

　　杨保军表示，现在许多小区面积大概在15公顷左右，街区开放后，每一块的面积最大不会超过5公倾。在不同地段，越是靠近中心地区越小一点更好。

　　事实上，民众对于推行街区制反应如此强烈，最大的原因，还是担心社区“打开”后的安全问题。对此，杨保军回应，一方面街区制，不是要拆掉围墙，只是缩小封闭尺度。围墙仍能起到防范作用；另一方面街区开放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会更加频繁，周围的人彼此熟悉，容易注意到异常现象，从而起到“街道眼”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开放街区说不定比人情冷漠的封闭式小区更安全。

　　记者查阅资料后了解到，在中国历史中，许多城市的布局也曾经是街区制，比如北京的胡同等，到了近代，“窄马路”也仍然是主流。但后来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之上世纪80年代政府为了搞好治安，要求小区必须封闭，而且门不能太多，于是机关大院、封闭式小区占据上风，并逐渐普及开来。

　　“空间就是财富。”杨保军强调，大量封闭式小区会形成“大街区，稀路网和宽断面”的路网格局，影响城市运行效率；而街区制的核心是“小街区，密路网和窄断面”。窄马路显然比宽马路具有更好的可达性，有利于促进城市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