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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下午5点30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批准文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发表声明称，《巴黎协定》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迈出的关键一步，各国政府应当表态落实到行动中。
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严峻挑战的“集体舞”的喧嚣热闹相比，中美两国的“交谊舞”或许来得更实在一些。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政治议程中的一件大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携手合作，发挥引领作用，对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将是巨大的。
中美携手让《巴黎协定》加速度
1997年，人类第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减排协定《京都议定书》诞生，要求发达国家有减排的法律义务，但以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相继退出而无疾而终。经过12年的漫长等待，世界各国都要在哥本哈根签订一份减排协议。同样的，这次会议遭到各国的强烈抵制。哥本哈根会议的不欢而散，如阴影一般笼罩自2011年起每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因有前车之鉴，《巴黎协定》并不被人们所看好，一度被外界质疑为一纸空文。分析人士认为，《巴黎协定》在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虽然不足但亮点颇多，发出了世界向低碳发展转型的强劲信号。
《巴黎协定》正式生效需要三步。第一步，国家签署《巴黎协定》。4月22日，超过165个国家确定在联合国总部签署该协议。第二步，各国分析和评估国内法律的匹配性，通过立法程序，使《巴黎协定》成为国内法，从而具有强制的可执行性。第三步，在至少55个缔约方批准、接受、核准或者加入文书后，且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至少占全球总量的55%，协议即可生效。协议一旦生效，即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
邹骥指出，中美在携手合作并在《巴黎协定》中谈判达成共识，并签署此协定，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此次两国又在全球瞩目的G20峰会中交存批准文书，起到了带头作用，使协定生效的速度向前迈了一大步。目前来看，《巴黎协定》还没有达到55%的温室气体排放条件，而中美两国的这一举措，有望迅速满足这个条件，最终会促进《巴黎协定》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G20峰会在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迷提供了标本兼治的“药方”——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纳入，并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创新以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为世界经济的重新繁荣指明方向和路径问题。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寻找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调整和更深层次的改变，探索全球发展以及经济再次繁荣的路径。因此，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至关重要。”邹骥说。
仅18%中国人认为气候变化很“严重”
《巴黎协定》指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刚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实际上政策是超前科学的，因为最早科学家提出的是2摄氏度以内，但一些岛国坚持控制在1摄氏度。就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结果来看，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大约1摄氏度，这就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必须零排放。经过各方权衡博弈之后，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
我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批缔约方之一，一直倡导建立公平合理的新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邹骥强调，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密切合作，事关全球的命运和前途，也折射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一种新结构，即大国发挥作用，又要实现中小国家广泛参与，形成辩证的治理结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所带来的公共产品以及做出的贡献被世界广泛认可。邹骥表示，我国已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全球气候变化威胁的历史关头，各国对我国充满期待。我国在前几年就提出一种观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不是完全分散的治理结构，也不是一家独大的局面，而是既有大国的引领和奉献，又有对无论贫富大小国家的广泛参与和包容的有机结合。这种理念正在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着经济发展转型和增长方式创新的压力。邹骥透露，我国决定在明年启动全国性的碳市场建设以促进经济转型。同时，他指出，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地位、认识以及能力已经今非昔比。从战略自信、道路自信到理论自信，也越来越凸显。从过去的别人要求我们做到现在我们主动做。
今年3月，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对40个国家的45435人进行了面对面采访，询问他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只有18%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15%的受访者很关切气候变化对他们个人身家性命造成的伤害。然而在其他国家，民众将气候变化看成重大且迫切性课题的平均值高达54%。
对此，邹骥指出：“这个差异是客观事实，也可以理解，老百姓根据身边的事情有更直观的感觉，对家门口的雾霾更关心。实际上在我国以煤碳为主要能源的情况下，雾霾的问题和碳排放的问题同根同源。我个人认为，在推动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未必要让所有人把碳的问题摆在首位，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国家的战略政策，我们可以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根据同根同源的关联性协同效益，寻求低碳最大化，转换能源结构，尽可能采用可再生能源，减少雾霾又降低碳排放。同时，提高煤碳、电、天然气、石油的使用效率，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能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