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需要联动的“大处方”

　　“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出席8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健康中国不再是单一“处方”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影响健康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一是城市规划不合理，贪大求洋，改变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从南到北，由东到西，新建筑看上去虽高大尚，但几乎千城一面;急功近利，过分追求政府收益，有的建筑过高过密，影响通风釆光;规划不科学，个别城市建设打乱了原有的水系。二是建设不科学，有的工程建设只强调速度，没采取必要的环保措施，增加了噪音污染，空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三是管理不配套，在垃圾清运，水污染治理，渣土清理，交通管理等方面明显滞后。

　　对此，城市评价国家标准项目组专家刘正良指出，城市建设和管理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一切为了居民的健康，一切体现对居民健康的关注，一切有助于居民健康。

　　“把为居民提供生态，舒适，方便的环境放在第一位。”刘正良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

　　城市规模的扩大、外来人口的增多随之带来的，还有外来人口长期得不到较为公平的公共服务，同时也较难融入所居住城市的生活，而这些也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在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时，注重心理的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融入感是衡量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促进户籍改革的原因。”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总规划师沈迟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解释。据了解，如今人民企盼的健康不再只是身体健康，健康中国的建设也不再是单纯依靠医疗卫生服务开出的“处方”就能实现。

　　大健康理念应融入城市中

　　“健康中国不是简单的人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的方面，应是身心愉快的。”沈迟认为，除了狭义上的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社会文明的建设也很重要。

　　通过“大卫生、大健康”的视野，就能更清醒地意识到影响国民健康的多重因素和复杂局面。除了看病难、看病贵的老大难，也有水、空气、土壤污染的新威胁，甚至包括高强度生活节奏带来的亚健康问题。有媒体表示，“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无力感，“葛优躺”呈现的颓废画风，某种程度上也是健康问题的另一种表征。

　　如何把大健康的理念融入到城市中？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北京健康城市建设促进会理事长王鸿春认为，要从城市的规划、建设、运行到管理，所有的环节都要以人的健康为中心。而这些环节涉及到教育、体育、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包括完善医疗卫生服务，还包括提高宜居质量、保障食品安全、促进体育锻炼等各个方面。

　　在王鸿春看来，健康中国需要的是依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他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解释，“健康城市的建设要求我们，在人的健康问题上从末端的被动式处理，转向以预防为主的源头的主动治理；从单纯依靠医疗技术手段，转向运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综合手段；从依靠卫生部门的单一的力量，转向依靠各部门的综合力量；从政府的独自治理，转向社会的共同参与；健康城市实际上是大卫生、大健康观念的高度融合和完美的体现。”

　　然而，小城市的健康容易实现，但大城市健康问题似乎更多。健康城市建设作为解决大城市病的一把钥匙，不仅需要从狭义的健康上建言献策，更需要对特大型城市按照健康城市的理念采取更多措施，比如人口疏解，健康城市与治理大城市病是齐头并进。

　　因此，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最终目的。而全方位则是需要从健康的行为、健康的环境、健康的社会、健康的服务和健康的文化等多种因素来促进人的健康。全周期即从人出生到死亡整个的过程，整个生命周期都要保证人的健康。“只有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与人民共建共享，才能找到健康中国的正解。”王鸿春说。

　　健康社会关注人口老龄化

　　我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失能、高领、空巢”化的结构特征和家庭养老功能的日益弱化,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再加上国内长期“医养分离”的养老模式导致老年人养老过程中有关医疗和长期护理的供求矛盾突出,给现行的养老和医疗体系带来了严峻挑战。

　　因此，“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是老龄化背景下解决社会化养老问题的新期望,也是缓解我国目前医疗领域、养老领域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新思路。“医养结合”中的“医”和“养”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医”指的是医疗,“养”又细分为养生和养护。随着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所侧重的层次依次为:养生—医疗—养护。通过多层次、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完成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的整合。

　　对此，王鸿春认为，医养的标准是在养老设施中，一定要有医的环节，要有医务室，要有医院，老人们在养老的过程中能够随时随地地得到医护保障，能够看病。“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好的养老院的标准就是要有医院，所以现在社区、家庭医生都慢慢地需要普及。”他说。

　　然而，由于家庭医生数量的暂时欠缺，如何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医养结合”成为需要突破的重点。对此， 王鸿春建议，在没有条件建立医院的地方，可以在两三百人的养老院中建立医务室，而这个医务室除了能拿药，能报销之外还要与县里的医院联网，并建立通畅的转诊通道，“因为建设医院需花费很大，也没有这么多资源，但只要组织协调好，利用好网络和系统资源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他说。

　　全民健康医疗体制待破解

　　基层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优质服务资源短缺，且配置不均衡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基层基础健康建设，也是分级诊疗亟需破解的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此次会议上表示，“要着力补短板，把卫生与健康资源更多引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支援力度。”

　　“中国整体医疗资源并不缺，缺的是优质医疗资源。”这是多数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共同的表述。如何让这些仅有的优质医疗资源在补短板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刘正良建议，在“互联网+”的科技浪潮下，运用技术手段发展在线医疗和远程医疗，使偏远地区的群众，不出家门，便可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同时，鼓励支持优秀医疗技术人才到边疆区，到贫困地区去。鼓励相关医学院校，为老少边远地区定向、定量培养医疗技术人才。针对偏远地区，建议省级以上医疗机构和医疗技术人员，每年必须有1/5的时间到老少边远地区为群众服务。在人囗稀少，交通不便地区组织医疗大篷车，为群众开展巡回医疗服务。

　　然而，从根本上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还需要转变观念，鼓励支持保健养生和疾病预防工作把病魔拦截在民众的健康门坎以外。

　　因此，除了大力宣传普及保健养生知识、培养基层养生保健人才外，把国民健康作为一个衡量发展的综合性指标，是切实关注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新发展理念、全面小康的题中之义。当每个人都拥有健康体魄，才能支撑起一个充满美感与力量的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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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为居民提供生态，舒适，方便的环境放在第一位。”刘正良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

　　城市规模的扩大、外来人口的增多随之带来的，还有外来人口长期得不到较为公平的公共服务，同时也较难融入所居住城市的生活，而这些也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在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时，注重心理的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融入感是衡量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促进户籍改革的原因。”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总规划师沈迟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解释。据了解，如今人民企盼的健康不再只是身体健康，健康中国的建设也不再是单纯依靠医疗卫生服务开出的“处方”就能实现。

　　大健康理念应融入城市中

　　“健康中国不是简单的人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的方面，应是身心愉快的。”沈迟认为，除了狭义上的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社会文明的建设也很重要。

　　通过“大卫生、大健康”的视野，就能更清醒地意识到影响国民健康的多重因素和复杂局面。除了看病难、看病贵的老大难，也有水、空气、土壤污染的新威胁，甚至包括高强度生活节奏带来的亚健康问题。有媒体表示，“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无力感，“葛优躺”呈现的颓废画风，某种程度上也是健康问题的另一种表征。

　　如何把大健康的理念融入到城市中？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北京健康城市建设促进会理事长王鸿春认为，要从城市的规划、建设、运行到管理，所有的环节都要以人的健康为中心。而这些环节涉及到教育、体育、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包括完善医疗卫生服务，还包括提高宜居质量、保障食品安全、促进体育锻炼等各个方面。

　　在王鸿春看来，健康中国需要的是依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他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解释，“健康城市的建设要求我们，在人的健康问题上从末端的被动式处理，转向以预防为主的源头的主动治理；从单纯依靠医疗技术手段，转向运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综合手段；从依靠卫生部门的单一的力量，转向依靠各部门的综合力量；从政府的独自治理，转向社会的共同参与；健康城市实际上是大卫生、大健康观念的高度融合和完美的体现。”

　　然而，小城市的健康容易实现，但大城市健康问题似乎更多。健康城市建设作为解决大城市病的一把钥匙，不仅需要从狭义的健康上建言献策，更需要对特大型城市按照健康城市的理念采取更多措施，比如人口疏解，健康城市与治理大城市病是齐头并进。

　　因此，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最终目的。而全方位则是需要从健康的行为、健康的环境、健康的社会、健康的服务和健康的文化等多种因素来促进人的健康。全周期即从人出生到死亡整个的过程，整个生命周期都要保证人的健康。“只有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与人民共建共享，才能找到健康中国的正解。”王鸿春说。

　　健康社会关注人口老龄化

　　我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失能、高领、空巢”化的结构特征和家庭养老功能的日益弱化,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再加上国内长期“医养分离”的养老模式导致老年人养老过程中有关医疗和长期护理的供求矛盾突出,给现行的养老和医疗体系带来了严峻挑战。

　　因此，“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是老龄化背景下解决社会化养老问题的新期望,也是缓解我国目前医疗领域、养老领域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新思路。“医养结合”中的“医”和“养”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医”指的是医疗,“养”又细分为养生和养护。随着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所侧重的层次依次为:养生—医疗—养护。通过多层次、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完成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的整合。

　　对此，王鸿春认为，医养的标准是在养老设施中，一定要有医的环节，要有医务室，要有医院，老人们在养老的过程中能够随时随地地得到医护保障，能够看病。“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好的养老院的标准就是要有医院，所以现在社区、家庭医生都慢慢地需要普及。”他说。

　　然而，由于家庭医生数量的暂时欠缺，如何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医养结合”成为需要突破的重点。对此， 王鸿春建议，在没有条件建立医院的地方，可以在两三百人的养老院中建立医务室，而这个医务室除了能拿药，能报销之外还要与县里的医院联网，并建立通畅的转诊通道，“因为建设医院需花费很大，也没有这么多资源，但只要组织协调好，利用好网络和系统资源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他说。

　　全民健康医疗体制待破解

　　基层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优质服务资源短缺，且配置不均衡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基层健康建设，也是分级诊疗亟需破解的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此次会议上表示，“要着力补短板，把卫生与健康资源更多引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支援力度。”

　　“中国整体医疗资源并不缺，缺的是优质医疗资源。”这是多数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共同的表述。如何让这些仅有的优质医疗资源在补短板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刘正良建议，在“互联网+”的科技浪潮下，运用技术手段发展在线医疗和远程医疗，使偏远地区的群众，不出家门，便可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同时，鼓励支持优秀医疗技术人才到边疆区，到贫困地区去。鼓励相关医学院校，为老少边远地区定向、定量培养医疗技术人才。针对偏远地区，建议省级以上医疗机构和医疗技术人员，每年必须有1/5的时间到老少边远地区为群众服务。在人囗稀少，交通不便地区组织医疗大篷车，为群众开展巡回医疗服务。

　　然而，从根本上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还需要转变观念，鼓励支持保健养生和疾病预防工作把病魔拦截在民众的健康门坎以外。

　　因此，除了大力宣传普及保健养生知识、培养基层养生保健人才外，把国民健康作为一个衡量发展的综合性指标，是切实关注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新发展理念、全面小康的题中之义。

　　当每个人都拥有了健康体魄，才能够支撑起一个充满美感与力量的健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