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长沙的雕版刻书之风

　　唐末五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的盛期，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雕版印刷手工业。五代时益阳诗僧齐己的《白莲集》是湖南籍文人中最早用雕版印行的文集。从现存的图书和前人著求的书目看，湖南刊刻雕版图书的可靠年代是北宋时期，南宋时吏趋兴盛。长沙作为历代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为读书风气浓厚的城市，自然成为湖南图书刊刻批发的集中地。

　　坊刻书业兴盛

　　雕版印刷在宋代大致分官刻、家刻、坊刻3类。官刻书是各级官署刻书，家刻书由私家出资刻印，坊刻书是指书商特设的书铺、书坊所刊刻的书。南宋时长沙地区经济繁荣、文风昌盛，州县官员大多是儒学之士，所以官府刻书之风盛行。潭州州学刻印的经籍，还有《易》《书》《诗》《三礼》《孝经》《论语》《孟子》《春秋》和贾谊的《新传》，以满足士生们读经习史的需要。中国古代对编撰地方志十分重视，几乎每朝每代都要花大量人力加以编印，以求流传后代，教化地方，所以长水官刻书中官署刻印的地方志所占比例也较大，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至今存书已很少。此外，宋代官署摹的碑帖也属官刻本，如由潭州知州刘沆请钱希白摹刻的《长沙帖》就属此类。一般而言，官刻本的数量并不大，与家刻、坊刻相比要少得多，但因为是官府所为，所以它却一直占引导地位，往往出现官刻什么书籍，私家和书坊就刻什么书籍的情况。

　　私家刻书，有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著述可以传之后世；有的是为了缅怀先人，光大祖德；有的是热心文教，为保存乡邻文献；还有的是以此为事业等等。所以，家刻书中大量是刊刻者本人或家族先人的诗文、著述、家谱，部分是前人和朋友的遗集，以及家垫用书。在湖南雕版刊印初起的宋元时期，这些书大多作赠送、交换之用，只有少数出售。根据宋代长沙地区文教昌盛的情况看，私家刻书的数量应该不少，但由于年代久远，现在能知的宋代私家刻书已经不多。最早的应该是北宋时潭州湘阴人邓忠臣所著的《玉池集》。邓忠臣以孝著称乡里，1070年（熙宁三年）中进士，官大理寺卿、考工郎，因受牵连列入“元党籍”。邓忠臣对杜甫的诗深有研究，《玉池集》中有不少与这有关的文章，刻版成书后分别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和南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

　　在官刻、家刻、坊刻3类中，宋元雕版印书由当时书贾所设书肆、书铺、书坊所刻的，坊刻书占的比重最大。坊刻书范围很广，品类也多，如民间日常所需的历书、家书、韵书、佛像、年画、医药、通俗唱本、童蒙读本、占卜星相，以及为士人应科举考试需要而刻的类书、八股制艺、试帖书等。少数资金雄厚、名气大的书肆也刻过一些经书、正史及子集名著。由此可以推知宋代长沙的坊刻书业是很繁荣的。

　　助推湘学发展

　　学术发展与刻印书籍是相互影响与促进的，这从宋代湖湘学术与湖南刻书的互动即可看出。湘学的兴起、成型是在宋朝，刊印湘学的书籍也开始于这一时期。

　　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潭州州学刻印了胡安国编集的宋代理学奠基看程颖、程颐的《二程文集》15卷，这是全国最早的二程文集之一，被称为“长沙本”。南宋乾道九年湖湘学人将零陵旧刻本《柳柳州外集》重刻于郡学，以供湖湘学者学习研究。二程继承者朱熹又另编了《程氏遗书》25卷和《程氏外书》12卷，也由潭州州学于淳熙、庆元（1174－1200）年间先后刊行。此外，湖湘学者胡寅的代表作《致堂读史管见》，亦于南宋嘉定十一年由衡阳郡斋刻版发行。这些书籍是当时长沙地区最重要的官刻书籍，印成后流传广泛，大大促进了湖湘学统的传承对程朱理学在湖南乃至全国的传播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于后代湖南的印书事业也影响深远。正是受其影响，延至明清两代，长沙书坊还竞相刊印理学著述，数量、种类繁多。

　　特别是周敦颐能被学界所共知，离不开湖湘学人的极力推崇、刊印书籍的努力。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之祖，也是湘学的奠基人，但在他去世时，其学说却并不为学界普遍了解和推崇。据潘兴嗣所撰《周敦颐墓志铭》，周敦颐去世时留下了《太极图》《易说》《易通》《诗》等书，由其家人收藏。又据祁宪《通书后跋》所载，当时的程门弟子侯师圣、高元举、尹和请等手中亦有。南宋乾道年间流行的周敦颐著作只有四个本子，即舂陵本、零陵本、长沙本、九江本。其中三个本子均在湖南，可见湘学学者对周敦颐之学的推崇及其传播的贡献。长沙本系湖湘学派宗师胡宏亲自作序推介，他对周敦颐及其《通书》作了极高评价，认为“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同流行乎天下”。胡宏此举又为其弟子张栻所继承。张栻将《太极图说》《通书》会刻刊行，并亲自作跋，以诠释周敦颐之学的学术旨趣，他说：“嗟乎!自圣学不明，语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则割裂而无统，高则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说，不参乎事物之际；而经世之务，仅出乎私意小智之为，岂不可叹哉!惟先生生乎千有余哉之后……文理密察，本末该贯，非阐微极幽，莫能识其指归也。”张栻是以理想范型的“圣学”来阐述濂溪学的意义，他认为儒学的理想范型是性命之道、经世之务与儒者之学的融通，三者割裂则会导致“圣学不明”的严重后果，周敦颐之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是由于能够实现“文理密察，本末该贯”，即实现道、治、学融通的理想范型。张栻反复诠释儒学及濂溪学的学术旨趣，其实也是在建构湘学学术旨趣。如此，胡宏、张栻刊印周敦颐的著作，就不仅是推崇湖湘学统的历史成就，更是为了继承、弘扬湘学的学术宗旨。

　　南宋湖湘学派宗师胡宏的著作，也是最早被湖湘后学刊刻发行，成为湖湘学统的代表著作而在学界广泛流行。胡宏治学严谨，他在世时其著述虽在其子弟中流行，但均未被刊行。胡宏逝世后，胡大时、张栻将其遗稿《知言》及《五峰集》整理、刊行，张栻分别为《知言》《五峰集》作序。张栻在序中一方面表达了整理、刊行胡宏遗著是希望将其“传之同志”以承传湖湘学统的道脉；另一方面，他对胡宏之学的学术旨趣作了精要的概括，认为其“体用一源，可举而行”“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著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