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古人如何捍卫知识产权

　　假货泛滥，盗版横生，所以才有“打假”。无论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还是社会公益的角度，“打假”与“维权”都与我们的生活甚至生命息息相关。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中，“打假”和“维权”并不罕见，只是以往没有被冠以“打假”二字，人们对这些概念还没有如今这般重视罢了。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以及知识都是被尊重的对象，而中国人的“打假”概念，也由此肇始。不管是那些做假的文物贩子，还是那些翻印书籍的书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被打击的对象。而这种打击，保护的就是知识产权，只是在当时还没有这一概念罢了。

　　印刷出版 有法可依

　　著作权观念在我国产生很早。春秋战国以来的古典文献大都有作者的署名，一些作品甚至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姓名作为名称，剽窃抄袭者受到社会谴责。这说明我国古代文人已意识到作者的署名权等人身权利，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这些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朦胧的著作权利意识。当然，这种权利意识是很粗朴的，基本上没有财产权的内容。

　　我国古代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凭借口述、手抄方式传播，著作很难成为商品。随着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著作物得以广泛流传，出版商获取到利益。这些商人为了制止他人冒名盗印，开始寻求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运而生。

　　据史料记载，宋代已有保护出版权的记载。如北宋初年，政府就颁布过“刻书之式”。所谓“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不按照这个条文形式出版的书籍，就是“假货”“盗版”。这是打假的第一步，有了明确的法规，那么打假也就找到了可以依赖的条文，同时从道义层面上，就固定住了造假者。南宋咸淳年间，两浙为保护《方舆胜览》等四部书的权益而专发榜文。在五代后唐长兴三年，朝廷令田敏在国子监主持校正《九经》，并“刻板印卖”，这是官府刻书之始，可谓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以出售为目的大规模印制图书的“出版社”。为保护《九经》蓝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刻印这本书，从而保护国子监对《九经》出版的专有权，这相当于后来欧洲出现的特许制度。这些均可为我国著作权保护的萌芽。

　　从宋代以后，我国古代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关文件，保护作者、编者及出版者的权益，禁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复制权”的例子很多。我国以禁令形式保护刻印出版者，在历史上一直未曾被成文法的全面著作权保护所代替，即没有建立过通行全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直至1903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行船修订条约》，从而在中文里使用“版权”一词之前，光绪皇帝仍为保护《九通分类总纂》的翻印专有权下过敕令。我国晚清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清王朝仿欧洲大陆法系立法体系，编纂新律。1910年，《大清著作权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

　　效法西方 保护专利

　　据《韩非子》记载，古代有一个世代以洗染为业的家族研制了一种“不龟手之药”。一个谋士以千金巨资买走了药方，后来配制给本国将士使用,打败了强敌，该谋士也封官晋爵。从此故事可知，远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对知识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就有认识，把它当作特殊财产加以利用，但当时没有发展出独立的知识产权制度。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玕于1859年总管朝政后，在他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中提出过建立专利制度的主张。具体专利形式的出现则是在清朝光绪年间。1881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要求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织布工艺以10年专利。随后，不断有一些新工艺和新技术提出专利申请，被批准为专利的日渐增多。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光绪帝于1898年5月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专利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里的专利权实质上是专营权，与现行专利权的含义是不同的。后由于顽固派极力反对，改良派主张的兴专利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专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国建立和发展。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与形成，严格地讲，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的。1912年12月，当时的工商部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这在法律上看，已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现代专利法基本原则的若干因素。

　　印制商标 标记独有

　　商标是使用于商品上的专用标志。在自然经济初期，即使有的产品上加了一些铭文、年号，也只是起到表示私有权、装饰或纪念的作用。随着商品生产、交换的出现和发展，有些标记起到了区别产品生产者的作用。这种只具有区别生产者的单一属性，不具有宣传产品和提供质量保证功能的标记，虽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的商标，但可以说是现代商标的雏形。

　　据先秦《韩非子》记载，我国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这就是有标记识别作用的店牌。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发展，为我国古代商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汉、唐时期，商品上使用标记也较为普遍。随着商业的发展，宋代时我国的商标已较为完整，名牌和商号增多。最早较为完整的商标，是北宋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使用了图文并茂的“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商标，印制“白兔儿”商标的铜版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自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出现了许多洋货和洋商标。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近代中国出现了许多商标，近代中国随之开始形成商标法制。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标法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这些针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亮点，其中所蕴含的对于知识的尊重，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侧写。在当下传播媒介如此发达、资讯拓展如此迅速的情况下，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更为必要了，这不仅是对于传播的管理，其背后所要传达的讯息，是对知识本身的尊重。

　　古代捍卫知识产权第一人

　　谈国人的维权史，不能不提李渔。因为他是我国最早与侵权者作斗争，捍卫自己知识产权的文人。

　　李渔是明末清初誉满天下的大才子，集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等诸多桂冠于一身。他以笔耕谋生，著述颇丰，作品雅俗共赏，饶有情趣。其作品经常是一经印刷，便被抢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笠翁十种曲》，被清初戏剧界公认为“本朝第一”，在社会各阶层广为流传。

　　然而，高超的艺术成就和火爆的销售市场，并未给他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反而使他的生活陷入窘迫。而这一切都是不法书商的盗版造假行为所致。

　　随着小说集《十二楼》等作品的问世，李渔成为声名鹊起的当红作家。与此同时，很多地方的不法书商为攫取经济利益，也千方百计地盗版翻印他的作品。盗版伪造李渔作品，成为当时出版界畸形繁荣的文化现象，严重侵害了他的知识产权、收入和名誉。

　　隐忍良久的李渔实在忍无可忍，决定维权。为方便交涉，他于1662年举家迁往侵权书商最多的南京，在那里先后经营了“翼圣堂”“芥子园”书店，自著、自印、自销自己的新作，不再委托书商印刷。

　　他给每本书都印上自己精心设计雕刻的“芥子园”印章商标，该商标迅速走红，成为李渔正版新作的标记，初步遏制了盗版态势。他还在新书醒目位置，题写维权宣言。1671年，他在新出版的《闲情偶寄》中，严词警告不法书商。他说此书乃本人自著自售，以代笔耕，严禁盗版翻印，如果仍有人“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就是“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将坚决与之对簿公堂，并表达了对侵权书商的谴责和坚定维权的决心：“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