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申遗成功非功成名就

　　7月17日，来自中国的“自然百科全书”——湖北省神农架，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届会议上，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获得“世界自然遗产地”称号。

　　保护开发需平衡

　　神农架，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制，直属湖北省管辖，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

　　此次神农架缘何能申遗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指出，湖北神农架保留了中国中部最大的原始森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三大区域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谱，为大量珍稀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也是世界上广泛引种的园艺物种原生地。

　　因此，神农架也成为我国首个同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人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三大保护制度共同录入的遗产地。

　　其实早在2012年，湖北省委、省政府便确立了神农架“建设世界著名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战略。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后，能更好地推进神农架品牌、产品、服务、市场和管理的国际化进程，且将对入境旅游市场产生较大拉动。

　　然而，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功成名就。神农架的加入让我国世遗总数达到50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但数量第二，并不代表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居世界前列。“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的现象并非少数。

　　“某些地方政府积极申报遗产，主要是为了形成自己的品牌，最终目的是开发利用，而并非保护。”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张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表示痛心。

　　在2007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因为“旅游业过度开发、遗产地不堪重负”，我国就曾有包括丽江古城、故宫、颐和园在内的6处世界遗产被亮“黄牌”。

　　2008年，“中国丹霞”为成功申报“世遗”，当地政府“豪掷”10个亿。为了收回巨额成本，只好大搞“门票经济”。至于对景区保护、道路等硬件设施建设，人员培训、服务方式等软实力的提升，均难以为继。

　　一切以经济为导向，只会给世界遗产带来更大灾难。“事实上，世界遗产的国际做法，除了对遗产资源价值进行保护，还能使公众充分享受其带来的休闲、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服务。”复旦大学旅游系教授后智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神农架的部分“前辈”为追求功利付出了惨痛代价，如何在保护与开发之间寻找平衡？

　　神农架国家地质公园办公室主任王志先表示，“申遗成功，将对神农架生态保护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并非完全不能开展旅游活动，旅游业将有利于促进自然遗产地的价值展示。我们将按照遗产地管理的要求，划定核心区域和缓冲区域，通过预约及限流等措施严格控制进入神农架的客流。” 

　　“人”与“钱”成难题

　　既要严格保护生态，又要考虑旅游经济开发，强调“保护和利用”兼顾的国家公园体制，是众多自然遗产保护地普遍采取的管理体制。今年5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试点实施方案》，标志着神农架的保护与管理进入“国家公园”时代。

　　世界自然遗产地叠加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神农架要做的就是结合世界自然遗产国际公约要求对已有的立法或管理体系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神农架林区区长李发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会将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原有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重新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传统利用区四个主体功能分区。

　　这样一来，“人”与“钱”将会是神农架面临的两大难题。

　　“人”的难题即原住民的安置问题。“既要保护原住民的权益也要兼顾自然遗产的保护，同时还要考虑原住民的生存权和生活习惯。”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浙江衢州开化国家公园的总规划师，后智钢曾经历过对此关系的处理，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美国式严格迁出原住民以及英国式保留原住民模式均不适合中国国情。“可以对原住民进行一定程度的搬迁，到保护区边缘设立的服务型小镇就业和居住。对留住的居民，减少他们对保护区内资源的依赖，提供其就业机会，离土不离乡。” 后智钢这样建议道。

　　目前的国家公园体制仅为试点阶段，“我国尚不存在真正的国家公园体制，国家财政支持薄弱，各地政府力量有限。” 张辉认为，这是很多国家公园试点过度开发旅游资源和市场化经营，以获取经济效益的根本原因。所以，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建设需要在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

　　而在经费方面，后智钢则建议要两条腿走路——政府财政拨款，社会各界捐助。并在此框架下以鼓励多主体以金融手段参与投资，但要严格限制企业介入国家公园的管理和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