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汛抗洪 古有方略

　　入夏以来，南方遭遇强降雨侵袭，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出现严重洪涝，全国已有1100多个县遭受洪涝灾害。七、八月份是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多雨季节，很容易出现强度较大的降水，被视为每年防汛的关键时期。说到防汛，历史上古人曾采取过多种措施，如设置水务管理机构，疏浚河道、沟渠，设置水关泄洪等，并对水务督察及防汛不力的官员予以问责……

　　我国现存最早的防洪法规：

　　《河防令》

　　自古以来，随着我国人民对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管理逐步深入，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法律、制度和乡规民约。早在春秋时期就有“无曲防”的条约，西汉出台了《水令》《均水约束》，唐代有《水部式》，宋朝有《农田水利约束》等等，历朝历代都对防汛抗洪有过或多或少的规定。而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应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防洪法规。

　　这部《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各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一日至八月终”定为黄河“涨水月”，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第二，朝廷对地方官府的河防机构及防汛事宜督促检查，规定工部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第三，汛情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第四，实行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经过长期的实践，依法治水、依法防汛抗洪已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治水和防汛抗洪经验：大禹疏导洪水的方法，成为后世治国的借鉴；西汉贾让治河三策中的“上策”，充分体现了人与洪水和谐相处的思想；明代水利家潘季驯在长期治黄实践中总结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更是对今天的黄河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期水文观测站：

　　白鹤梁、水则碑

　　在防汛上，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我国古水文站有一处罕世遗迹，就是白鹤梁。这个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而古人常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最好，价值也很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持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所以，白鹤梁应是世界最早期的“水文观测站”。

　　宋代，昊江（今江苏省苏州）上立有两座水则碑。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当时规定水位相当于1划，无论高田还是低田都不会受灾，超过2划，极低田受灾，超过3划，低田受灾……超过7划，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碑刻曰：某年水至此。由此可知，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就已经建立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预警方式：

　　“羊报”“水报”

　　古代不仅注重水文观测，也十分注重汛情的预报和报警。

　　清朝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1659-1677年），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做出了显著贡献。但是，古代黄河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重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的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行政主官就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家都会自觉避让。

　　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讯)，坐上羊舟并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在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这种“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的工作十分危险并且重要。“羊报”完成任务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疏浚封堵有法：

　　巧用城防天然结构

　　在抗洪上，古代也是方法多多。历朝历代都把修筑堤坝、连通河道、疏浚塘湖作为头等大事。刘崇远《金华子杂编》记载：“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从南唐便有人从事垃圾淘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每遇春时，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渠”，河道清障在宋代早已成为政府职责所在。明朝设街道厅，专司疏浚掏挖之职。清顺治元年定令“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

　　到了汛期，古代往往采取疏浚与封堵的办法。对城市的内河沟渠，通过护城河将城市内积水及时排出或利用湖泊、池塘短暂蓄水。为避免江河暴涨形成倒灌，在进城处设置水门，既有效管控船只的往来，又对江河与城市进行有效分割。在大江大河通往内河处架设桥梁，既可方便道路上车马与行人的通过，又可在大汛到来时插上木棍、垒起沙袋、堵住涵洞，形成有效的屏障。在排水沟渠处设置单向水窗，当城区水位高时，在水压作用下自动开启，当江水过高时，在顶托作用下自行阻断。很多分区设置巧妙利用城防天然结构，平时管护极为简单。北京的紫禁城和江西的赣州城就是这样的例子，千百年来其防洪作用仍然不减。

　　抗洪身先士卒典范：

　　太守苏轼

　　古代洪灾肆虐之时，官员发挥带头作用也十分关键。政府要求主官必坐镇现场指挥。西汉年间，汉武帝沉白马玉璧于河，自将军以下皆参与劳役封堵黄河决口，梁楚之地得以保全。而王尊任东郡太守时，黄河泛滥浸瓠子金堤，民众奔走躲避，王尊携吏民夜宿大堤之上，昼夜值守修护，溃堤也不为所动，直至洪水退去。

　　最著名的还是宋代的大诗人苏轼，他不仅文章写得好，做地方官时也是政绩卓著，尤其是兴修水利和防汛抗洪。《宋史·苏轼传》载：宋神宗时，苏轼任徐州太守。到任之后，正赶上黄河在曹村决口，很快汇聚到徐州城下，再加上暴雨不断，水又流不出去，城墙都要快冲塌了。苏轼见状，率领自己的士兵，拿上土筐铁锹，连日奋战抗洪。

　　人心齐，士气高。经过多个日夜与大水艰苦鏖战，终于雨过天晴，保全了徐州城。可见，主官坐镇指挥抗洪，是取得抗洪胜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