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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得IP者得天下。
什么是IP？所谓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是知识产权或版权，现已进一步拓展为版权形象或故事。
当前，我国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IP资源已迅速在游戏、影视、动漫等众多产业链条中生根发芽，IP经济俨然成为当下热点性话题之一，IP时代已经大跨步地到来。
博物馆作为有着“丰富历史资源”的宝库，其优质的IP资源开始成为各方追逐的对象。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和新兴消费市场的双重影响下，博物馆IP也成为了文博行业转型发展的契机。
博物馆IP 文博新时代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阿里巴巴联手打造文创产品、与上海自贸区签约启动“文创中国”项目；从故宫先后与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与腾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苏州博物馆和聚划算共同打造时装发布会……一边是庄重沉稳的博物馆，一边是灵活多变的互联网，如果不是合作已经成为现实，谁又能想象出风格迥异的双方会主动“牵手”？
今年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李六三在阿里巴巴全球粉丝经济峰会上提到，最好的文化资源要和最好的产业资源强强联合。他指出，国家博物馆的资源很丰富，怎么把它开发出来，又如何把它变成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产品，走进百姓家里，国博做了四年半的尝试。但是，博物馆文创通常会遇到人才、设计、投资、品牌等方面瓶颈，靠个人的力量单打独斗，非常难成功。所以，最好的IP资源应该跟最好的产业资源对接。
对于这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界合作方式，在多数人看来，博物馆IP实现了互利共赢。对博物馆来说，不仅能把优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展示给公众，而且能够借助更新颖有趣的方式培养人们对艺术的热爱，让博物馆精神得以传承，推动了博物馆行业的转型发展。对合作企业来说，除了能够丰富IP资源，提升产品的精神内涵，还能借助博物馆的品牌和影响力成为产业链条中的佼佼者。
对于这样的尝试，苏州博物馆馆长陈瑞近表示，作为江苏的文化名片，苏州博物馆始终保持开放心态尝试跨界合作，与电商、服饰联合跨界，让传统文化以新的方式传承和传播，实现博物馆文创卖流行、卖创意、卖情怀的文化追求。
商业化试水 内容为王
事实上，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以及苏州博物馆等文博单位试水踏出这积极的一步，还要得益于国家政策利好。
2015年8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开展全国博物馆文化产品示范单位推介活动的通知》，提出要激活博物馆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博物馆文化产品研发能力和水平。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单位深入发掘馆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此后不久，国家文物局还出台了《贯彻落实国办转发〈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实施方案》，并在武汉召开了“中国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联展”及相关研讨会。
有了这样的天时地利，如何利用好博物馆IP，成为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郑奕博士在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研究期间受到了很大启发，她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史密森博物学院对文化产品开发的宗旨是从藏品当中获得灵感，所有的创意均是来源于藏品及其研究。
那么，我国博物馆要如何走好这一步？郑奕博士比较认同中国传媒大学金巍研究员的观点并指出：“首先，IP是一种基于内容的优质版权，IP也是内容产业的一部分。卖萌也好、传统也罢，这些都是形式，关键是依托藏品和研究，为公众挖掘、提炼以及讲好藏品背后的故事，这样的IP产品才能鲜活、才能独一无二；其次，IP产品是否叫好又叫座，基于市场导向，话语权在公众手中，要受市场检验；最后，博物馆IP具有衍生的、价值累积的潜质，可基于此开发一系列产品。罗塞塔石碑是大英博物馆的重要藏品，基于它开发的文化衍生品有几十种，形式多样、价格参差，这些系列产品最终提升了藏品以及博物馆品牌的影响力。”
然而，面对这股扑面而来IP风潮，人们不禁发问：应该如何在严谨的历史文化态度和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间寻求平衡？过度开发是否会消解历史文化的神秘感？商业化运作是否会让人们对历史缺少尊重？
对此，郑奕表示，任何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内容是为主题服务的。所有的开发必需基于博物馆的自身藏品、研究、展览、教育。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机构输出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缺乏特色，究其根本，在于“开发”或“设计”环节缺失或不到位，直接导致对象“缺乏故事和文化”。
公益与盈利 孰轻孰重
文创产品是博物馆展览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延伸，因此，在深入挖掘文物资源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时代精神、进行创作和创新的过程中，把博物馆的公共服务性放在核心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意见》也明确指出，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履行好公益服务职能、保护好国家文物、做强主业的前提下，调动文化文物单位积极性，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充分运用创意和科技手段，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与博物馆建设、展览、藏品储存等传统运营模式不同的是，博物馆IP文创需要与企业合作，需要企业进行前期投资。不仅仅是企业，对博物馆来说，也希望能够依靠IP盈利。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公益和盈利的关系，是博物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博物馆是非营利性机构，但是不代表它不可以盈利。博物馆IP开发隶属于经营性公共文化服务开发，在不违背博物馆宗旨和使命的前提下，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是值得鼓励的。” 郑奕表示。
那么，要如何确保博物馆实现其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效益呢？郑奕认为，合理有效的经营性公共文化服务开发，能为博物馆带来必不可少的、并无上限的经济收益，重要的是，还可延伸其展览和教育，给予观众多元的学习体验。事实上，观众参观完博物馆展览，常常会对某件展品产生兴趣，如果有与之配套的文化产品，就可将兴趣转化为消费。通常，商店运作较为成功的馆，大都将产品开发纳入展览的策划进程。一个成功的商店，理应是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它能大大提高观众的满意度和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有效传播机构的综合影响力。
国博和故宫的率先探索，也让国内其他博物馆跃跃欲试，想要从中寻求突破和发展。但是，为了避免出现同质化竞争的不良局面，在产品上下功夫显得尤为重要。
郑奕告诉记者，美国博物馆界的文化产品开发“特立独行”，具有“排他性”，如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泰迪熊在其他馆是买不到的。泰迪熊这一纪念品实际上和该馆的“美国总统制——光荣的负荷”展览密切相关，而且与第26任老罗斯福总统密切相关，因此具有独一无二性。如今，泰迪熊已经成为美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个文化标志。对于这种做法，我国博物馆可以借鉴，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产品要做得足够好，并且开发的缘由足够到位和吸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