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税主义改革建议:
“五增五减”的财税改革方案
1、 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中国应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产品而制定不同标准。笔者建议将产品分为三类:生存必须品、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提高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的税收。对于生存必须品,可以按类别划分,实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对于奢侈品,则可以按品牌进行认定,很多品牌可以直接划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驰、奥迪、宝马等豪华汽车,苹果手机,以及一些名牌服饰、珠宝、化妆品等,这样就可以对这些产品进行奢侈品认定,增加征税,并且增税的空间非常大。奢侈品不符合价格曲线,增加税收并不一定降低销量;奢侈品认定对商家也有好处,等于对商品品质和定位的背书,商家也不一定反对。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奢侈品的价格已经比国外高,然而,这只是商家的定价策略所致,而非税收所致,况且现在这些产品价格虽高,但人们的消费热情却不降低,所以增加税收并无不可。至于海外购物,可以通过补缴税收解决。海外购物基本以小件商品为主,对于大件商品,人们还是倾向于本地化购买。
2、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
笔者建议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成熟工业品,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因此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一部手机技术不成熟时,可以卖一两千,技术成熟后,可以卖两三百;一台冰箱价格不过一两千元,而一部小小的手机也一两千元,这就是成熟技术产品与非成熟技术产品的差别。成熟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可以适当多征收税收。当然,这种征收不一定放在生产环节,笔者更建议放在消费环节。
3、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
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
根据经济学规律,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的非常高,价格也变的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台电视机1000元,征税50%后,价格升高到1500元,人们照样买得起。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子,则可以降低税收。一双女士皮靴的价格比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格还要高,背后原因就是因为电视机是机器化生产,而皮靴需要更多手工劳动。因此,对于服装、鞋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更何况服装费用在现代人的生活开支中占比很大,白领人群尤其这样,此外,对于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也可以降低税收。
4、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
中国应该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和专项税收,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对于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便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专项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比如,通过增加燃油税来支持城市道路建设,而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可以适当降低,以保护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5、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纳税群体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地方化,因为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工资水平不同,物价水平不同,消费水平不同,如果制定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标准,不太合适。目前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以大城市的白领为主,缴费人数有限,也不公平。中国不应该再制定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标准,国家应该只制定税率,起征点由地方人大确定,将个人所得税变成一个补充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这样可以弥补地方土地财政枯竭后的政府支出问题。
中国进行财税改革的迫切性
1、赤字财政难以长期持续
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很难减少。2016年中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2.6万亿,并且今后财政赤字只会增加,很难减少,改革财税体制迫在眉睫。
2、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只是靠政府出售土地,财政才得以维持。2013年4月,IMF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了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属于低税国家。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得越来越严重。
3、朱镕基总理分税改红利已经吃完,中国需要“新税改”
根据新财税主义的经济思想,一个国家必须不断进行财税调整,才能适应经济水平的提高,即使不能经常调整,也应该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大的调整。
中国上一次大的财税改革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中央连年财政赤字,国家财政运行状况极其困难,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曾主持了中国的“分税制”改革。中国靠这一改革,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但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改革的红利已经结束。中国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对财税体制进行大的改革,目前急需要进行第二轮的财税改革,以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否则中国税收不足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4、人民对政府公务服务和社会福利的现实需求越来越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到来,人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人民需要清洁的空气、美丽的市容、干净的街道、顺畅的交通。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些,人民就会充满怨气;但是如果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充足的财政资金作为基础。另外,人民对社会福利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人民需要各种各样的福利,比如育儿补贴、失业救助、免费医疗等。人民要求这些福利,并非人民贪婪,而是由不稳定的经济社会以及越来越高昂的生存成本所导致的必然需求。
5、中国模式的先进性应该体现在财税体系上
世界竞争从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竞争,是政府政策制度的竞争,是国家治理模式的竞争。国家治理模式在经济方面最核心的就是财税模式,社会保障模式、经济调控模式等都是财税体制的衍生物。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引领世界发展,能否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先效仿的对象,关键就看这个国家能否创造出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最先进、最科学、能够解决时代问题的财税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能创造出这样的模式并率先实行,那么这个国家就将引领这个世界,上个世纪是美国,这个世纪希望是中国。
其实,税收最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老百姓一旦从高税收中享受到好处,也不会反对的。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欧,几乎没人反对征税。
减税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赢得民粹拥护,但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必然失败,而增加税收、增加公共服务的做法看似会引发民众不满,但实施后最终会惠及人民,人民也会因受益而支持。
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距今已经八年,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因为大家没有看清这次危机的本质,也就不会提出有针对性的主张。
新财税主义改革的实践建议
1、 对新财税主义进行理论可行性研论
中国最早进行的是市场化改革,但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工作已经完成,其红利也基本完全释放,中国再进行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的空间已经不大。目前中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更多的是产业层面,可操作空间也非常有限,况且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支持做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主张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无法实现。因此,中国需要将改革焦点转到财税侧改革上,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2、对新财税主义进行深化研究以及更大范围的协同研究
新财税主义只是一个理论主张,具体实施需要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协同研究。比如,哪些行业可以认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哪些行业可以认定为机器密集型行业,哪些品类可以认定为生存必须品,哪些品牌可以认定为奢侈型品牌,哪些高科技产品可以免税,哪些政府专项收费可以恢复或是加强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调研工作。
3、可以建立地方试点,摸索可行性方案
可以在一个地方进行理论实践,在实践中摸索可行性与实践方案。毕竟,理论只有用到实践中才可以检验其真正的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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