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长安讲坛”(第300期)于6月30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了题为“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演讲。演讲过程中,他围绕目前结构性改革的诸多争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值得诸位细细品味。
用行政手段调结构
终将南辕北辙
当我们从供给侧去探究中国经济减速原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供给侧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供给效率不高、供给质量不高,也可以表达为资本的误配置,即经济结构的恶化或者经济结构的扭曲。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需要加以处理。这是在判断中第一次出现结构问题,我们需要实现结构的调整或者说资源的再配置。
那么,结构如何才能改善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结构改善要通过体制的改善实现。体制怎么才能改善呢?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这里出现了两个“结构”,人们常常把这两个“结构”混淆了。其实,这两个“结构”的含义不同。前一个“结构”是供给侧的问题,在于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的扭曲,指的是“经济结构”。后面一个“结构”讲的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指的是“体制上的结构”。如果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就可能会用结构的调整去取代结构的改革了。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现在的重点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借此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如何再配置?调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按照政策计划、政府的规划、政府政策要求,通过行政命令来调整;另外一种是在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通过市场交换来调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是用第一种办法解决问题的,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几乎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反效果的。
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扭曲,效益受到损害,需要进行调整。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经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整。这种方法存在很多缺陷,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没有办法判定什么是好的结构,所以调整以后的结构往往并不是最优的。因为造成这种结构扭曲的各种体制上的、政策上的因素并没有改变,所以一次调整后要不了多久,旧的结构又重新复归,又要求进行下一次的调整。
在当时的情况下,市场还没有生长起来,政府处在资源配置的绝对主导地位,所以只能用那样的办法进行调整。后来,通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甚至90年代以后的进一步系统性改革,市场已经逐渐地生长和发育起来了,但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习惯仍然保留着,因为许多政府部门认为,用行政命令那只看得见的手调整,见效最快。
因此,到了21世纪,政府部门仍然继续采取着这样的方法调整结构,结构扭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到了2004年,出现了经济过热的问题,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时候政府就明确采取了“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办法来调整结构。然而,这次调整并没有见到效果,而且产业结构的扭曲、经济结构的扭曲变得更加突出。
到了2012年,除了要对产业过剩的行业进行调整之外,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国务院又要把大力发展七项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国务院的十项重点经济工作之一。由于用各种补贴、各种政策优惠来扶植这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上价格信号的扭曲,使得一部分新兴产业很快也变成了产能过剩的产业。因此,情况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至此,如果依然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结构扭曲的问题,结果会是过剩产能越调越多,结构变得越来越扭曲,以至于现在“三去一降一补”居于首位的就是去产能,这在经济中简直是一个致命弱点。
体制改革了 市场才有戏
如果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要完成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应该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和机制,那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需要体制基础,否则它只是一个口号、一个认识上的目标,而不是经济的实践。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尽快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建立起来。这个制度基础就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都提到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的结构性改革是改体制结构,通过体制结构的改革,把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实现结构的优化。
人们常常以为所谓“结构性改革”这个提法是中国的特殊提法,其实并非如此。它是一个长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以后,可能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构仍然存在问题,所以就需要对不够完善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构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就叫“结构性改革”。中国已经宣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对于其中某些有缺陷的结构进行改革,也是应有之意。
为了实现结构的优化,为了要改变经济增速下行而效率又没有能够提高的被动状态,我们需要抓紧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改革有336项,其中直接跟经济有关的大概有200多项,还有许多项是间接与经济有关的,这中间分轻重缓急。
最近,各界人士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重点改革的项目,其中,六个方面的改革需要特别抓紧推进:制定和执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进行金融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将直接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抓紧竞争政策的贯彻,消除违反公平竞争政策的体制和政策;加快自贸区的试验,营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法治国家。对于这六个方面的改革,不能只是提出任务、口号,而是需要加快推行。
要“真刀真枪”地推动改革,首先,要从思想上达成共识,树立改革意识;其次,要落实责任主体;最后,要对负有责任的机构建立督办、督察和责任追查的工作机制,而且要落实到人员的任免上,要形成一种“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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