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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港镇有个“城市梦”。
龙港镇坐落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东北角，2014年成为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64个综合试点中仅有的两个镇级试点之一。方案要求，通过3年左右的努力，“探索出一套精简高效创新的设市模式，打造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型设市模式的典范”。
改革，小城镇的发展之路
6月初，本报记者在龙港镇老城区看到，道路两侧排列着一栋栋四五层高的白色小楼。当地人介绍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楼是当地农民建设的第一批厂房，一楼是门店，楼上是住宅。生产车间已经迁走，仅留下厂房。而在不远处的新城区，高楼林立，星级宾馆、现代商场、高层住宅密布。
不过，早在1984年建镇之初，龙港镇仅有五个小渔村。在政策鼓励下，当地农民自费建城，上演了从无到有再到平地崛起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小城镇。到2015年，龙港镇已成为财政收入达到23.2亿元，生产总值达226.9亿元，常住人口44.4万人的特大城镇。
“龙港的新型城镇化试点改革不仅是龙港民众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更是区域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苍南县委常委、龙港镇委书记丁振俊表示。
作为管理模式改革的先行者，龙港镇在6月4日举行的设“市”筹备工作推进会上，率先推行“大部门”制改革，按照层级减少、机构精简、成本节约的原则，把苍南县派驻龙港部门与镇内设机构及事业单位共41个机构合并为15个，将原有的17个社区整合为14个新型社区，逐步建立“市管社区”的体制。
“这意味着，龙港管理模式从镇到市迈过了一道坎，将再次在中国城乡发展史上写下浓重一笔。”丁振俊说。
对于大部制改革，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研究员秦诗立对中国城市报记者坦言，无论是提高政府的效能，还是增加地方经济合力以及当地百姓幸福感，都需要进行这种改革。
“比如中央设置的有些部门，在地方由于环境特殊可能不需要，中央要管理牧业，但浙江很少有牧业，这就非常不对称。”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主任王诗宗对本报记者说，地方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设置部门。
镇改市，百姓的期盼
“镇改市”是龙港镇多年的夙愿。记者看到，龙港镇的道路上挂了不少“共建龙港市，争当好市民”的旗帜。但究竟要怎么改、改成什么级别的市却一直没有定论。老百姓认为，龙港目前可以媲美县级市。当然，也有不少声音表示就行政区划而言，如果将龙港镇设成县级市将会导致更多经济发达镇脱离原有的行政区划。
当这些发达镇独立设市后，县级经济将受到不小的影响。例如，2015年，苍南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23.5亿元，财政总收入46.2亿元。龙港镇的两项指数都占了半壁江山。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院长沈迟看来，镇改市并不是解决行政级别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管理权限的问题。他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仅仅争论行政级别是一种误区，还是要依靠市场规则来配置资源，从而高效管理城市。
对此，王诗宗指出，在城市化过程中走得比较靠前的城镇的地位需要有所改变，否则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职能来管理城镇。
改“市”之后，县和“市”之间关系如何协同，人事选拔权、编制下放权以及问责体系如何处理？王诗宗认为，未来可能县和镇改市没有级别之争，都是一级政府，互不隶属。可能在现有的体制里赋予镇改市相对完整的权限，只在人事上接受县级政府的指导。
制度壁垒，打破才能新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出现了1.9万个小城镇、中心镇，其中，10万以上人口镇有237个，5万人以上人口镇有876个。这些中心镇在发展过程中，“大脚穿小鞋、大个子穿小衣服”的体制机制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6月6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的“新生中小城市培育专题研讨会”上坦言，目前我国特大镇发展遇到的“天花板”的问题尤为突出，体制机制障碍是我国特大镇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最明显的制约。因此，必须因地制宜，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挖掘特大镇的发展潜力，为新生中小城市的培育注入强大动力。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焦旭祥在介绍全省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时指出，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经过多年努力，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但仍存在要素配置与经济规模不匹配、管理力量与城镇规模不匹配、执法权限与管理需求不匹配、生活品质与居民需求不匹配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在许多大城镇普遍存在，因此，强权扩镇则成为打破制度壁垒的重要手段。
至于如何去协调特大城镇和县之间的利益，秦诗立认为，现在还比较难做。“可以胆子再大一些，将县以下的市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镇以外的由县来管。”他说。
此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针对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的一项调研显示，要激发类似龙港这样的特大镇发展活力，必须给予其更大的发展自主权，通过根本性制度变革，赋予其稳定的权力，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不断反复的放权让利改革，“撤镇设市”是一条根本之路。
龙港镇的“城市梦”又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