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复兴之导师：邓显鹤

　　两宋时期，由周敦颐开创的湘学非常繁荣，影响遍及全国，但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湘学逐渐衰落，在全国学术地位不显，如一块玉石湮没在历史的洪流。直到清代道光时期，湘籍学者邓显鹤对湘学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湖湘地方文献，为继承与弘扬湘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湘学才得以复兴。邓显鹤因此被著名文学家梁启超称为“湘学复兴之导师”。

　　官场的淡漠者

　　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一字湘皋，晚年自号南村老人，湖南新化人。他自幼聪明好学，志存高远。19岁时参加县试，被录取为第一名。26岁那年又考中举人。可是，接下来他多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无功而返，仕途之路对于他而言，越走越窄了。他在困境中慨然感叹“壮岁那无经世志，衰年空有济时心”后，因目睹到“洞庭以南，服岭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的现状，他做出了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抉择，立下了“期以一寸心，遍饷百世士”的宏愿，即淡于仕途，专注学术，奋志搜访湘学散佚文献，纂辑刊刻，借以补《四库》之遗，匡正史之谬，让湖湘先贤前辈的文采得以彰显，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得以流传于后世。

　　不过，清代对于没有考上进土的举人，有个大挑的机会。大挑选中的人也可以做官，一等可出任知县，二等可出任教官。在邓显鹤50岁那年，他被推荐到吏部参加大挑。当时，邓显鹤已经痴迷于湖湘文献的整理，对官场并不热心。他上书吏部，说自己愿授二等，只想当个教官。吏部根据他的意愿，把他授为二等，任命他为宁乡县训导（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训导在当时是个闲职，邓显鹤却乐得其所，政事之余，醉心于著述。后来，上司推荐他升任县令，邓显鹤也婉言推辞了。他在训导任上一干就是13年，直到后来因病退休。

　　杰出的出版家

　　邓显鹤痴迷于湖湘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为弘扬湖湘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立下宏大志愿的邓显鹤，也定是柱着竹杖、穿着芒鞋行走在湖湘大地的山水之间，一步一步地去践行他心中的理想和丈量“湘学”的厚度和高度。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学识渊博，著述很多。但他的后人大都贫寒，没有财力刊刻他的著作，所以在他去世100多年后，他的学说一直湮没无闻。到了邓显鹤所处的时代，由于邓显鹤的慧眼识珠，王夫之的学说才得以广为人知。道光十九年（1839），邓显鹤经朋友介绍，找到了王氏的后人，搜集到大量的王氏著述。经过三年时间，邓显鹤共计出版了王氏著作18种50卷。因为学者称王氏为“船山先生”，所以这套书就叫《船山遗书》。此书一出，广为流传，湮没于世百余年的王夫之著作始以比较完整的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人们才充分认识到船山著作的价值。此后，船山之学空前繁荣，并成为近代湘学勃兴的关键所在，成为继宋代理学之后湘学发展的又一高潮，学者称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哲学及学术的最高峰”。对此，邓显鹤的刊刻宣扬之功不可磨灭。史学大家王先谦由衷地赞赏：“今者船山先生竟与顾、黄两先生共垂不朽，刊书之功不可没。”

　　编纂湖南古代诗歌总集，也是邓显鹤复兴湘学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少年时代，邓显鹤就热爱诗歌创作，萌发了编纂湖南本土诗歌集的愿望。他最早编纂的是邵阳地方的《邵州耆旧集》，可惜书还未出版就在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这一不幸的变故，并没有让邓显鹤灰心丧气，他放宽思路，把对诗歌及作者搜集的范围由邵阳扩大到资江流域，随后编纂了60卷的《资江耆旧集》。道光二十四年（1844），邓显鹤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又编纂刊印了240卷的《沅湘耆旧集》，是为湖南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该书为每一位诗人撰有小传，对其生平和著述予以介绍，这对研究湖南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都很有参考价值。

　　著名的文学家

　　邓显鹤工诗文，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长于诗作，常与同乡好友欧阳绍洛诗歌唱和，相互勉励。后来，他曾四处游历，常因诗歌题咏而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邓显鹤一生诗作很多，可是他对自己的作品挑选非常严格，最终保留下来编辑成书的只有《南村草堂诗钞》24卷和《南村草堂诗文钞》20卷。这两部书都得到社会很高的评价。著名政治家陶澍曾说，邓显鹤诗作磅礴沉郁，有魏晋风骨和唐宋才气。

　　邓显鹤对诗文创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认为作诗为文要直抒胸臆。这些主张对湘人影响很大，后来以王闽运为代表的湖湘诗派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文派都受其影响。

　　邓显鹤虽然长时期只是一介布衣，后来也只做了个从七品的小官，可他在湖湘文献整理出版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高尚的人品道德，让当时湖南的一些社会名流褒奖推崇。如邓显鹤出版文献，就得到了陶澍的经济支持，陶澍还说：“我与湘皋交二十余年矣。”邓显鹤去世后，左宗棠曾题写挽联：“著作甚勤，四海才名今北斗；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赞誉之辞，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