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曾为“房”愁

　　编者按

　　从孟子的“居者有其屋”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再到如今谈婚论嫁前的“有房吗？”的局面，古往今来，房子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在我国古代，不仅有房奴、蜗居、租房等现象，一些名人雅士也曾为房愁，为房狂。

　　房价奇贵 名人雅士当“租客”

　　古人也有居住问题，也需要“不动产”。汉唐首都长安和北宋都城开封，房地产业曾经很发达。宋人编著的《太平广记》，记载有唐代人窦乂成功开发“房地产”的事。窦乂是陕西扶风县人。唐德宗建中元年，长安西南角有十几亩荒地，是倾倒垃圾污水的场所。窦乂从中发现了商机，掏三万文钱买了下来，用破砖烂瓦填平后盖起29间房子，租赁给商人做商铺。窦乂日收租金几千文，很快收回了成本，赚得盆满钵满。窦乂堪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之“鼻祖”。

　　北宋时期，开封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商贸空前繁荣，人员往来密集，居住问题突出。一些达官贵人为了捞取利益的最大化，纷纷在开封广置产业，除了自家居住之外，多余部分用来出租。当然，由于“僧多粥少”的缘故，寸土寸金的开封房价自然贵得出奇，不但普通人望而却步，连一些名人雅士都难以承受得起，只好当起“租客”。

　　而当时，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包括宰执大臣在内，都在楼店务租房住。

　　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员。欧阳修考中进士，入朝廷工作了很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悲惨。

　　正因为房价很高，有人就想出了一些奇招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北宋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住房使用面积不够，就自己动手改造，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方式，真是名副其实的“蜗居”。

　　苏辙 老来当“房奴”

　　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大文豪苏轼，当了多年的正部级“京官”，应该“不差钱”的，却无缘在京城拥有自己的“不动产”，更甭说花园别墅的“豪宅”了。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时，东坡居士没钱为他购置新房，最后借一位好友的房子才把喜事办了。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东坡先生是廉洁自律的“清官”。

　　而苏轼胞弟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也能反映出当时人们住房的窘状。

　　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祐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嘉祐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嘉祐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直到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他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白居易 50多岁才置房

　　唐代的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这时的白居易还没有结婚,孤身一人，在长安城东城根儿一个叫“常乐里”的小区，租住已故宰相关播家的住宅。关播家房子很多，院子很大，但白居易只租了一个“东亭”，相当于现在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在公寓里面租一个小单间。

　　三十六岁时，白居易升任左拾遗兼翰林学士，薪水大涨，结了婚。白夫人姓杨，是老白好友杨汝士的妹妹，嫁给老白时，已经35岁，是标准的剩女。当时她提议买房，老白写诗给她：“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欢欣。”（白居易《赠内》）意思是：我们刚结婚，还没什么积蓄，希望你能开心跟我过一段穷日子，别提房子的事儿。

　　白居易在“常乐里”一租就是10年。10年后，白居易已经做到京兆府户曹参军，“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意思就是月薪已经涨到了四五万文。这时的白居易已经有了孩子，夫人旧事重提，老白说：“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心。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意思就是只要吃的是自己的食物，穿的是自己的衣服，生活不就很安逸了吗？干吗非要住自己的房子呢？白居易曾写过一首《卜居》：“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居，未如硕鼠解藏身”。这首诗的意思是：我在长安做官二十年，一直没有发财，连一套房子都没有买上，以至于羡慕起蜗牛和老鼠来了，因为蜗牛可以背着自己的房子，而老鼠则有老鼠洞可以安家。

　　再后来，白居易从首都长安下放到地方工作，先后在四川重庆、浙江杭州和江苏苏州这三个地方当刺史，相当于市委书记，才真正发财了。发财之后，他先在长安新昌坊买了一套小别墅，又在洛阳履道里买了一套大别墅。这时候白居易已经50多岁，总算鸟枪换炮，给自己弄了两套像模像样的房子。

　　张问陶 六换租住地

　　官员居京师，一开始鲜有自己出资购房的，大都靠租赁。可有两种途径：一租官房，由公家介绍居所，通过扣除官俸抵扣房租；二租民房，自己通过市场寻找，支付相应“屋券”，有选择住房好坏的余地。清代诗人张问陶（字柳门，号船山）在京师20年，因各种原因，竟先后换过六处居住地，且都是租赁房。

　　张问陶来京，原先借住岳父家，做官四个多月后，即首选“松筠庵”为自己住所。松筠庵原为明朝兵部官员杨继盛的住宅，杨继盛以劾权相严嵩十大罪、遭受酷刑后被杀而名标青史。张问陶出身名门，也青睐此历史名人老宅。他曾在《庚戌九月三日移居松筠庵》中写道：“诛茅（结庐安居）独取临江宅，踏雪还留印爪痕。此后闭门无一事，呕心黑夜吊忠魂。”搬家时，张问陶“家具何曾满一车”，“留得累人身外物，半肩行李半肩书”，可见清廉得很。

　　在松筠庵住了三年，可能经济状况出现问题，张问陶考虑换个住处。在他30岁时，另租“官菜园上街”作住所，他在《散馆授职检讨》中说：“不敢临风想敝庐，贤良门下拜官初”，“未必有官皆俗物，可知此坐是清班”。由于清廉，没有外快可捞，他只能搬到这个简陋荒僻的地方来。

　　但就是这样简陋的住所，张问陶还得再搬。在《别官菜园寓斋》中他写出了告别官菜园的心情：“委巷冲泥去不还，卜居远近总尘寰。全家本似芦中雁，一夜难忘屋后山。累我残书重捆载，送人明月太萧闲。登车欲别增惆怅，羸马何年入剑关。”一年内连搬两次家，可见生活的压力之大。而那一年，张问陶才30岁，头上竟早早出现了白发，“数茎白发那公道，三十年人都不饶。”在北半截胡同这个“公房”里，他表示：“保此清衔过百年，散朝时拂浣花笺”，“若使随身无德曜，清寒何异赞公房”。

　　34岁时，张问陶再一次在一年内搬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梦庵”——“八口相依竟一年，交情应并古人传。”；另一个是“贾家胡同”“一身如社燕，秋去及春来。”36岁时，他搬到“横街”，《己未四月二十一日自贾家胡同移寓横街作》，“青棠花又发，小住又一年。官冷原流寓，身闲更卜居。”“屋小清无暑，风棚卷夕阳。酒烦贫士贺，租累故人偿。”此时，他总算相对稳定地居住下来，一直住到十年后被授山东省莱州府知府离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