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健康饮食”引起的热议

　　政府为健康饮食买单的背后不简单

　　■安若鹏

　　美国所推荐的日常饮食“拼盘”包含蔬菜、水果、谷类食品、蛋白质食品和奶类制品。如果用食物金字塔的形式来呈现各种食物每天的摄入量，那么处于金字塔底部的要数谷类食品，如大米，面包；往上第二层是蔬菜和水果；第三层是蛋白质食品和奶制品；处于塔尖的是各类甜品（可吃可不吃）。

　　然而，对于这各种食物，美国人实际的摄入量如何呢？最新数据表明，美国人对以下几种食物摄入量不足：谷类，40%的人摄入量不够；蔬菜，90%的人摄入量不够；水果，70%的人摄入量不够；蛋白质食品，40%的人摄入量不够；奶制品，80%的摄入量不够。与此同时，对以下几种食物摄入量过多：糖（不是自然生产的糖，而是添加在食品中的糖，诸如饼干中的糖），60-70%的人摄入量过多；饱和脂肪酸，70%的人摄入量过多；盐，95%的人摄入量过多。

　　总体看来，美国人对健康食品的摄入量严重不足，而对垃圾食品摄入量过剩。因此，有笑话嘲讽美国人的日常饮食金字塔是垃圾食品金字塔。看完美国人的饮食情况，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中国人的饮食情况如何呢？我们距离垃圾食品有多远？

　　针对美国人不健康的饮食情况，美国政府采取了经济激励的政策来引导人们健康饮食。那么，经济激励和饮食健康有何关系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很难通过饮食自律来达到健康的状况，因此，政府需要做一些大规模的干预。例如，通过改变食品的价格，来影响人们的食品消费，进而改变人们的饮食结构。

　　从微观的角度来讲，美国有两种并行不悖的价格调节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改变饮食习惯：第一种方式是给人们提供健康食品优惠券，鼓励人们去购买健康食品；第二种方式是反向的，即通过对垃圾食征税，来减少人们对垃圾食品的消费。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国政府进行价格调节的意愿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目前，美国青少年出现肥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食用了过多的碳酸类饮料——高糖，没营养，且容易让人发胖，因此，专家就建议对可乐征税。然而，由于一些大的碳酸饮料公司的抵制和民众的各种争论——大部分穷人才去喝碳酸饮料，如果给碳酸饮料征税，大部分税都转嫁到穷人身上了，所以，对可乐征税的建议虽然提了很多年了，但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法案，相当困难。

　　非常难得的是，2015年，美国加州的一个小城——伯克利，通过了对碳酸饮料征税的法案。之所以在伯克利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伯克利是美国加州比较激进的一个小城，超前性的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目前，很多研究员还在观察此次征税对人们的消费和健康的影响。

　　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国政府在决定实施健康饮食的激励政策前，是有充分的理论研究作为参考的。2013年，在美国能够找到的所有文献中，关于通过经济激励政策来影响人饮食消费的实践有20多项，其中14项实践发生在美国，其他6项实践分别发生在新西兰、法国、德国、荷兰、南非和英国。尽管这些实践都是规模比较小的实验，例如，在大学食堂提供优惠券、折扣，但是19个实践都证明：经济激励对于人们的饮食消费确实有影响。

　　从经济学的范畴来讲，通过价格弹性来调整需求，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价格的调整其实都是外部性的调整，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如何与效益平衡，即政府需要付出多大的投入，才能提高人们的饮食健康水平？

　　在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成本效益，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研究在为政府提供社会咨询的时候，不光要看有效性，更要看成本效益是大还是小，毕竟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成本效益好的项目要优先进行。这就好比高速公路限速，限速到何种程度，既可以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又能保证经济的发展需要，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选择。

　　那么，经济激励对饮食健康的成本效益究竟该如何权衡？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人的生命值多少钱，这个很难达成共识。我们要讲的是每延长一年寿命的社会价值是多少，这里的寿命指有质量的寿命。经过研究分析，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每个美国人每年在完全健康的情况下，一年的生命价值为50000-100000美元。而一个美国人在30岁的时候进入健康饮食的折扣项目，一生每增加一年的有效寿命，政府需要支出16172美元。所以，整体算下来，政府在健康饮食方面的成本效益是不错的。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细致入微的研究，美国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更多了一分科学性。中国政府在做决策时，恐怕还相当缺乏成本效益方面的分析——研究人员可以证明很多研究有效，但是其成本效益如何？是否有必要给其优先权？这方面讨论的还比较少。

　　当然，如果要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还需要一个更加宏观的政策，不可能通过一个项目就能改变。

　　（作者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运动学与社区卫生系助理教授、博导）

　　我们的健康研究还差很远

　　■高淑娟

　　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共性的东西，美国今天出现的健康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未来几年就要面对的问题。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应该汲取先发国家的教训和经验。当肥胖成为美国社会一个非常大的痼疾的时候，政府也不得不拿出一定的财政来改变人们的饮食消费习惯。当我们还没有肥胖成疾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国民体质的差异，以预防为主，通过学者的研究，告诫人们饮食健康的重要性。

　　这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做研究一般都大而空、比较抽象，而且每个人的东西界限不清，一些学者考虑的东西和国家倡导的东西大同小异。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点上去思考、去研究，并拿出有说服力的实验结果，中国很快就会进入经济实验阶段。尽管社会科学是没有办法做实验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在一定条件下，如果每个人在各自的微观层面设定研究指标并生成相应的研究结果，那么，国家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就可以综合各方研究结果来考虑，使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此外，有了这些研究数据，对问题结果的解释就可以追溯到问题的起点，即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个性的差异在哪里。总之，这些数据对于国家制定公共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如今，我们中国人的学问为什么站不到世界的顶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做得不够细，什么都讲究“大概”，容易忽略细微的差异。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一点点的差异，后面紧跟的一系列问题恐怕是个无底洞。

　　学者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同时还需要媒体的宣传，即把理论的东西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报道，吸引观众的关注。通过这种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进而从侧面影响政府的决策。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