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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 2016年05月23日 星期一

权力不可对历史地名粗暴强拆

■李跃 《 中国城市报 》( 2016年05月23日   第 26 版)

  不久前《人民日报》刊文称,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建议安徽黄山市恢复为古地名徽州,引发关注与讨论。随后,知名作家池莉也撰文呼吁,希望湖北仙桃市早日恢复为“沔阳”。

  这样的地名“复古”当然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心理驱使,而是一个业已形成历史基因、文化脉络的地名,确实不应当为提高所谓知名度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轻易更改。地名承载着大地变迁的秘密,保留有祖先的体温,失去了地名,我们的记忆将无从倚靠。地名里所隐藏的历史文化链条,也将因此在我们手里断裂。

  作为湖南人,我很容易想起那些散落在三湘四水的、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地名。比如,世人皆知张家界,但张家界的前身大庸市,可能已经渐次退出人们的记忆了。事实上,大庸与古庸国有颇深渊源,现张家界市境内还有不少含“庸”字的地名,如大庸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等。

  历史记载,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形成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著名的屈原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庸君被杀,三个王子两死一逃,遂为三国所灭。庸国灭亡后,庸人就开始了悲壮地迁徙,沿着武陵山脉过峡江,进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原大庸国的故土,亦就是现今张家界市及周边地区。大庸自此被开发成为避楚秦之乱而遗世的武陵胜境。

  可以说,“大庸”这个城市地名里,就保存了许多关于古庸国的文化信息,通过这个地名,人们很容易走上那条通往古庸国的历史小道。但是,随着“大庸”被从地图上抹去,随着它从公共视野里消失,古庸国也将日益被时间的荒草所覆盖。事实上,作为旅游景点的张家界早已名动天下,正如黄山早已成为天下名山一样,即使不将它们升级为城市名,也并不影响其旅游地位。而这么一改,首先就将其历史文化内涵给改没了。

  再比如,湖南酃(líng)县也是一个古老的地名。根据史籍记载,西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始建酃县,汉代之“酃县”属长沙郡(见《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在今衡阳市东及衡南县一带,至东晋并入县治在湘江西岸的临蒸县。清乾隆《酃县志》谓今县城有酃泉,因以为名。《水经注》谓因县东有酃湖,水可酿酒而得名。总而言之,自南宋起沿用七百余年之“酃县”,至1994年因“邑有圣陵”炎帝陵而更名为炎陵县。

  如果炎陵县如今还叫酃县的话,并不妨碍人们知晓酃县是炎帝陵的所在地;而以炎陵冠县名,一个“酃”字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堆积就坍塌了。其实,即使从城市营销的角度来看,酃县古城遗址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衡阳市区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座古城址,原地名应更有助于其历史文化推广。酃清人李朝事曾以诗歌咏古酃县八景之“醽醁泉香”,诗曰:“醽醁泉源寄市城,澄清不受物嚣樱。金望仙露欣同质,玉涧芳流可并声。受福已知占井汲,濡膏靡尽羡渊泓。个中不减湘兰味,肯教时人识米精。”显然, “酃县”,而非“炎陵县”,反而更容易让人产生这首诗带来的种种联想吧?

  另据报道,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在漫长的岁月里形成了一些有韵味的绝妙地名,如“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木四牌楼、楼前走马;南正街、北正街、县正街、府正街、南北县府都正街,街上登龙。”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长沙不少老街老巷名在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用企业名字命名的地名,如“三一大道”“万家丽路”“远大路”等。这样的消息总是令我五味杂陈,文化断裂的声音与商业逻辑横扫一切的声音杂在一起,涌入耳际。

  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历史文化怀有起码的“温情与敬意”?为什么权力的推土机可以粗暴地对地名进行强拆? 正如《人民日报》上所说,乡愁就融在地名中。失去了熟悉的地名,我们的乡愁将无处安放。因此,我建议,趁着来得及,一些古地名能恢复就尽量恢复吧。这不是复古,而是对历史、对人们的怀乡权利的一种应有的尊重。即使更名需要产生相应成本,那也是为过去的轻率所必须付出的补偿。

唱着“幸福赞歌”“回家过年”
权力不可对历史地名粗暴强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