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书堂教授的毕生努力和贡献,有相当部分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过程中。如果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是一座正在建设的理论大厦的话,那么谷书堂教授就是为这座大厦绘制蓝图的设计大师,也是为其增砖添瓦的工程泰斗。
怀疑经典 力图有所突破
青年谷书堂虽然在原则上仍然坚持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看法,但对研究对象的内涵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例如,他不赞成把生产力和生产力组织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不赞成将经济中的消费关系单独突出出来。这一思想变化,说明青年谷书堂已经开始在自己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对当时流行的教科书和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质疑,试图能有所突破和发展。当有人把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的活动“交换”视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时,谷书堂认为,这种笼统的认识是不确切的,这种交换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不能视为一种生产关系。”在其它方面,青年谷书堂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当交待清楚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方面,与马列著作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关系。
“北方本”畅销 倾注大量心血
文革之后,谷书堂教授虽年逾半百,但他仍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经济理论研究事业中。1978年,国家教委在武汉开会,决定以民办公助的形式由中国南、北两地各大学分别组织编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学教材,编写组由谷书堂教授和宋则教授担任主编。至此,谷书堂教授与大家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大胆地、认真地研究开始形成风气,真正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中国的经济理论,并试图写出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作。谷书堂教授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北方本”的编写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数次编写和修订过程中,都起了主导性的影响。“北方本”于1978年12月出版。该书在许多方面都比过去年代流行的教材有较大突破。当时的经济理论界对此书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理论开放 《通论》体系更成熟
谷书堂教授具有思想上的开放性和对不同观点兼收并蓄的大家风范。在谷书堂教授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不少学者的思想都对他产生过影响。如孙冶方的思想、薛暮桥的思想,以及其他若干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使他受益匪浅。其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包括生产方式的观点,就是受到思想活跃、敢于坚持真理的一位同事的启发。他最初不同意这种观点,仍坚持生产关系论,但在讨论中逐渐受到他的影响,直到最后接受了这一观点。谷书堂教授思想开放性的另一表现,是他对外来思想批判性地接受。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使大量外国经济学著作纷纷涌入国内。先是东欧各国的改革派思想,他们关于经济模式、改革方向等方面的思想,都对谷书堂的思想演变产生过影响。后来,西方经济学中各流派强调市场经济、强调国家调节的思想,以经济效率和运行为主要线索的思想,以及按微观、宏观、封闭、开放的顺序安排体系结构的方法,都对谷书堂教授有所启发。
198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运行与发展》(以下简称《通论》)是谷书堂教授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过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书不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方面,而且在体系结构和基本原理方面,都作了大胆地尝试,并相应地提出许多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路。
进入90年代以后,谷书堂教授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仍在发展,特别是1992年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之后,他的思想又有前进。199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论》可以说是对《通论》中阐述的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简化。“我特把此书定名为《新论》,新意就在于它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特点,又以市场运行为基础。全书分制度、微观、宏观三篇,书中仍保留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但没有把它单独分离出来,而是结合在运行中展开论述的。”
“过渡经济学”的拓路先锋
谷书堂教授在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研究对象看,他从认可生产关系中的同志互助关系,到批判把生产关系归结为阶级关系,又一度强调生产关系中的物质利益,隐含着重视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统一,到最终强调研究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走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安排体系来看,他从批判规律排除法,到批判专题罗列法、“四环节法”,中经突出“过程法”,又并列使用“过程法”与“运行法”,最后到综合运用“运行法”“利益法”“效率法”,以及又强调统一的“运行法”,是曲折上升的过程。从结构体系框架看,他从接受马列论述和苏联政策的苏式体系,到批判苏联体系和中国政策的“文革”体系,中间经过尝试生产—流通—再生产的结构,又力图将直接生产与企业—市场与流通—再生产与宏观调控结合在一起,再到创立融“经济制度、微观运行、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于一体的新体系,最后又调整为“运行前提—微观运行—宏观运行”的统一体系,也走过一个艰苦的尝试路程。
这大概就是谷书堂教授在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所走过的主要途径和主要步骤。在这一过程中,他探索的方向是始终向前的,尽管每一步推进都是艰难的;他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贡献的话,可以说,他既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拓展者、突破者,也是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者、创新者。
直到去世前几年,谷书堂教授仍在不停地探索和追求之中。他关心和研究的主要为三大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否有界限;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关系,即多元经济学与单一经济学的关系,二者将来能否趋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二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是一回事。这三大问题都是决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其中,对于第三个问题,他的思想于近些年又有较大发展,提出了“发展经济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突破口,应当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思路,改造和补充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使之有血有肉,更贴近实际。毫无疑问,以这样的思想指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设计,必将使之发生全新的变革。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继续发展,政治经济学只能解释和解决现实中提出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双重过渡,处在过渡过程中的社会不可能有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任何经济理论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过渡”的烙印,或者可直接称为“过渡中的政治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谷书堂教授的贡献就在于,他脚踏实地、客观地把这整个过渡期的历史,以系统的经济理论语言记录下来了,插上路标,荜路蓝缕,开拓前行,由此使他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学泰斗而标炳史册。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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