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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谷书堂教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家。他对经济学教学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影响深远。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潜移默化地教育、培养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陈宗胜
教书育人 桃李满天下
1949年，谷书堂教授毕业于南开大学，此后直到去世，为其所钟爱的经济学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和才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主要是作为其他教授的助理，教学以从事研究为主。文化大革命期间，则多是蹉跎岁月无法全心教学。但是改革开放后他真正得以焕发青春、老骥伏枥，全身心投于经济学教育事业，并且出于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谷书堂教授一直是“双肩挑”。在从事繁忙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担任了学院的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先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助理、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经济学院院长。他始终是一边做管理工作，一边亲自组织教学研究队伍、主编教材、为学生授课。同许多老一代学者一样，谷书堂教授一生曲折的人生经历，铸就了他矢志不移、百折不弯、勤勤恳恳的优秀品质。
谷书堂教授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教学和培养学生上，因为他认为，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整体发展来说，花费更多时间培养学生，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从开始从教起，他已先后培养了大批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也许孔老夫子的三千弟子也不能及。在他培养的学生中，继续从事研究治学的，早就脱颖而出，有的已经著作“等身”了；从事企业实际经济工作的，有不少人早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大企业家；从事党政管理工作的，更有一批党政干部在各级政府部门指挥、决策；大多数人毕业后，在各种平凡岗位上奋力进取，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
循循善诱 育人颇有方
谷老师作为南开大学的经济学教师，既给学生传授知识，又特别善于运用自己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和研究。说他是教育大师，除了教课要做得好外，要真正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主要还是要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谷老师作为教育家，教授学生学习有一套方法，那就是循循善诱、由浅入深的三步渐进法。
第一步，他强调要多读书，而且要多做读书笔记，甚至是多记学习卡片等。他提倡学生随身携带合适尺寸的纸卡片，有心得就及时记录下来，等积累到一定时间、一定程度，自然就可以对一个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串成一篇学习体会文章。这一步主要是广泛涉猎，积累知识，采拮他人文章、著作的精华。
第二步，试着写出所读文章或著作的评述，即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正确或完善。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把多种观点综合一起，相互比较，自然会把自己的观点加进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在评议中批判了错误的，纠正了不适当的，肯定了正确的，则自己的观点、意见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第三步，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后要走向创造。通过对前人成果的肯定和否定的评判，创立起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而这个观点是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是有自己独特根据作为支撑的。当然，这个创新可以有不同层次，可以是全新的不同观点，这当然最好；也可以是证明同一观点的新的材料；也可以是证明同一观点的不同方法。总之，是不同于以往的文章或他人已有的劳动的，也许是一个侧面，或一个部分，或者整体上的创新。
这个由梳理、分析到创新的三台阶，或者叫摘录、评议、创造的三步曲。其中的三个步骤，既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由浅入深，逐步迈向目标，引导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学会怎么收集资料、怎么运用资料和方法，怎么表述自己的观点，怎样创立自己的观点。总之，是与政治上“求同存异”恰巧相反，要在学术上“存同求异”，标新立异，创立学术上一家之言，创造创新。
谷老师的学生们都是在这“三步曲”的熏陶中锻炼出来的。2003年，谷老师的学生中有三位得到了我国经济学界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在中国经济学界一时传为佳话，谓之“南开现象”。一些学者认为这绝非偶然的。这与谷书堂教授教育学生的方法一定是有直接关联的，至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思想开放 结合需求办学
谷书堂教授的教育思想是开放性的。他重视正规学历教育，也特别关注在职教育。20世纪八十年代初（1982年），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与国家教委开展交流与合作，决定援助中国8所高校发展现代管理学教育。时任校长滕维藻教授与钱荣堃教授、谷书堂教授等立即抓住机遇，经过充分筹备，于两年后与加方的约克、麦克马斯特、拉瓦尔三所大学合作，在南开大学开办了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班，由中加双方教师以双语授课，其中10多门主要课程由加方委派教师讲授，并提供全部教材。从1984到1986年，共招收了3届MBA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亟需的管理人才，同时创造了留学不出国门的教育模式。
1984年，我国实行沿海十六城市开发开放政策，谷书堂教授与时任校长滕维藻教授敏感地抓住机遇，带领有关人员访问当时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等领导同志，决定在南开大学举办沿海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培训班，由南开大学教授、外国资深教授、国家主管部门和实际部门领导授课，培训经济特区、开发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领导干部。从1985年至1995年，举办20多次共轮训500多人，简称“对外开放市长班”，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做出了杰出贡献。
改革开放后，谷书堂教授也特别重视引进国外的专家学者，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先后聘请了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顾问、美籍华人杨叔进博士，讲授发展经济学，并担任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1985年，聘请联合国前非洲发展银行高级顾问、联合国援助苏丹交通部总顾问、美国支援叙利亚交通发展规划项目总经济师桑恒康教授，讲授交通运输经济学；同期还聘请精算大师段开龄先生，创设“精算学”研究课程，创建保险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培养了中国第一位精算师，还促成南开北美精算考试中心落户南开，为我国培养出首批精算师，促进了中国精算业的发展。
在打造教学科研队伍，推行开放式教学的同时，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谷书堂教授与经济学院其他教师齐心协力，全力扩展经济学院的学科体系，使其由原来的一系一所，发展成为几乎包括了全部经济与管理的专业学科。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建设了金融保险学、会计学、旅游学、价格学、数量经济、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交通经济等新兴应用学科，使当时南开的经济学学科总体水平站到全国最前列；相应地组建了管理系、国际经济贸易系、金融学系、保险学系、旅游学系、国际经济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机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及后来不同时期相继独立运行的国际商学院和金融学院，使南开大学成为国内高校规模最大、实力最强、效果也最突出的经济学科院校，为南开大学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期间，谷书堂教授对南开的学术杂志也倾注心血，于八十年代初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与国家物价局合作创办《价格理论与实践》，到现在发展成为《南开经济研究》《南开管理评论》这两个影响更大的经济学管理学杂志，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