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出行规矩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汽车已成为大家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其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交通问题。然而，交通问题并不是当今社会所特有的，古代也有交通问题，并且还颁布了交通法来保障出行安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古代出行都有哪些规矩。

　　重视道路建设与管理

　　我国历朝都非常注重道路建设与管理。史载：“政置于兵部之驾部”，即在兵部之下专门设置“驾部”来管理道路交通。我国最早的“道路管理法规”见于《韩非子》：“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即对于毁坏道路者，要处以严刑，以至于砍断手，堪称史上“最严的道路管理法规”。

　　不仅如此，古代还把道路建设与管理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条件。对于道路建设管理不利者，可就地免职。《清实录·世宗录卷》：1733年7月，上谕：京师至江南数千余里……近闻官吏怠忽，日渐废弛，低洼之地，每多积水，桥梁亦渐塌陷，车辆难行，道旁所种柳树，残缺未补，且有砍伐为薪者，此皆有司漫不经心，而大吏不稽查训诫之故也……倘不有遵，将官兵提参议处，民兵从重治罪。”可见，当时道路坏了，不但惩治管理者，还要追究当地官员的责任，并以犯罪论处。

　　人车分流 行人分行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车分流、行人分行的国家。战国时期的古籍《考工记》中载：“匠人营国，方九里，序三门。三门，即王城外有三门，内有三途，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即人车分流。这当是中国交通史上有关人车分流、行人（男女）分行的最早记载。但由于《考工记》只是春秋末齐国人对工程方面的事记录，对于交通规则的记载不全面，而且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所以当时的中国各地没统一的行走标准。行走法还受到了古代军队的队列规定的影响。原来，古代有了军队之后，当两支队列路遇时，因为战士们右肩扛着矛或剑等兵器，只好把左面让给迎面而来的军队，自动靠右边行走。久而久之，成了一条古代军队之间互相遵守的交通规则，代代相传，直至今日。

　　唐太宗贞观年间，由于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路上行人，车辆往来变得越来越多，人们走路也没个左右之分。政府派专人在城内街道上游走呼叫，维持行人交通秩序和戒备防务。有时因为政事和军事需要，守城士兵要奉命在街道关口上检查行人和过往车辆。而街道上尤其是城门外的行人车辆行驶，因无左右之分，更显得杂乱无章，故检查很不便利，经常出纰漏。于是，这时的唐王朝便开始实行了“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的制度。

　　这个行走法则是初唐改革家、中书令的马周首先倡导施行的。这样的规定实行后，每当人们临城门时，就自觉遵守“来左去右”的行走规则。这样，既便利了检查需要，也避免了行人互相拥挤和撞碰之苦，大家出行也就都方便了。“城门入由左，出由右”可谓是我国第一个较规范的行驶法则。

　　到了宋朝，面对交通工具混杂、秩序混乱的现象，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朝廷下诏，令京都开封及各州，在城内主要交通路口悬挂木牌，上书《仪制令》作为交通规则，人人都要遵守。特别还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四避诀”。

　　出行违规要受罚

　　历朝历代为了强化社会治安，防止民众私底下滋事，都实行了相当严格的宵禁政策。西周时期，专门负责这项管理工作的机构叫做司寐氏，顾名思义，管理百姓夜晚出行，尽量让大家都待在家里睡觉。汉代也有专门的武装人员负责查夜。再比如，唐朝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迄，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到了明朝，夜禁来临前，先放三响炮，提醒还没回城的人抓紧回来。作为市民，要是不遵守规定，夜深了还出门走动，就要受杖罚，要是跟巡夜人员起冲突或者动起手来，则会面临绞刑的危险。

　　为了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保护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唐朝沿用了《晋律》中“禁马众中”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否则属违法行为，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造成人员死亡的，那么就以过失杀人罪论处。造成牲畜财产损失的，都要赔偿。很明显，唐律从维护民众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角度出发，限制车马在街巷等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唐朝还对超载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唐朝没有大客车，但是有客船。唐朝对各种型号的客船、商船都规定了具体的超载处罚。比如，超了五十斤的货物，或者一个人的，那就要打船主五十板子；如果超了一百斤或者两个人的，那就要打一百板子，以此类推；如果再严重了，那就处有期徒刑两年。这说明我们现在重视的事，古人早已经注意到了。

　　出远门先办通行证

　　由于古代的通信技术、信息管理技术以及安保系统相对落后，出于保障国家、居民安全的需要，便严加控制人口的流动。出行时，要办理一份信息详实的通行证，方能通过一道道关卡，顺利到达。

　　周代的人们要是出城，或者从这个宗亲地界到那个宗亲地界，需要先向政府申请一个叫做“节”或者“授”的证件。要是什么都没有还想出城，被负责辖区安全的“比长”发现了，就得关起来。在当时，这种通行证件也是有期限的，并非终身无限次使用，到期需要注销，需要时再申请办理。

　　到了唐代，政府对这种通行证的内容和格式规定得更加细致，上面要有外出事由、目的地，沿途需要经过哪些关口，申请人以及随从的姓名、身份、年龄、籍贯，所携带物品的名称和数量等。一式两份，一份用来存档，另一份供申请人使用。

　　这种出行方面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当时政府部门的安全管理工作，为保护当地百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提供了信息方面的便利。

　　既然没有真证件，使用假证件行不行？当然不行！宋代的资料性书籍《太平御览》就记载过这样的例子：广平人赵礼要到洛阳治病，疏通关系，在他人的帮助下拿着假证件出行，但还是被发现了，最后被处以一年半的刑罚。

　　驾马车也要考驾照

　　古人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那就是驾马车的人必须要持证上岗，就跟现在的司机得有驾驶证一样。

　　秦朝时期的《除吏律》规定：“御人”（即驾驶员）技术四次不过关，撤销驾驶资格，罚四年徭役并处罚金。现在违章的话，一般是罚一百，扣三分，一年十二分，也是差不多四次，说明现在跟秦朝差不多。

　　到了汉代，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更重法制，不仅法律条文明确具体，而且执法极严，即使皇亲国戚、达官权贵违反法规，也照章惩罚。汉馆陶公主因违反行车规定，所乘车马“尽劾没入官”。丞相孔光的属官犯禁“行驰道中央”，被谏议大夫鲍宣拘留，汉哀帝听到后说：“人臣当如是矣！”

　　唐代“贞观之治”，政清民和，社会安定，百业兴旺。全国交通运输坚持法治，秩序井然，道路治安情况极为良好。杜甫有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九州道路无豺狼。”可见，这个道路安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工程。

　　古人出行，还讲究排场，一般老百姓是不能骑马的，骑马的必须是有官位在身的人。轿子出行也有很多规定，不能越制。比如，清朝廷规定，只有官轿才能有起拱轿顶，民间花轿、市轿不准起拱，只能平顶；只准官轿外罩绿呢，一品文官至七品县官坐四人抬绿呢大轿，亲王、郡王乘八人抬大轿，皇帝、太后乘二十四人抬大轿。

　　官员的队伍一般还配有仪仗队，历代除朝廷命官外，庶民绝无使用仪仗队的资格，即使经济富有、略有地位的庶民出行，也只能让一两个仆役随行，而且不能喝道或令一人骑马在前充当“引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