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齐名的思想家,
张栻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后世又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人。中兴名相张浚之子。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爱国名臣之子 忧国忧民之人
张栻出身于大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张浚,字德远,徽宗时进士,做过南宋高宗、孝宗两期的丞相,一生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在他主持政务和执行军务时期,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并选拔重用韩世忠和岳飞等抗金名将,对稳定南宋统治作出了贡献。张栻从小就随父辗转各地,后来才定居于衡阳。出生于这样家庭的张栻,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
张栻一生不仅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他居官期间,廉明清正,关心人民。每到任,常“问民疾苦”,调查当地“利病”,认真改革地方的弊政,减轻人民的负担。公元1171年,湘中大旱,农民大量逃亡。张栻对此种情况十分关心,当时朱熹正在兴办“社仓”(由封建国家的地方政府,组织筹划,掌握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在青黄不接之际贷给农民。年成不好,则利息减半,遇饥荒年则全免利息,然后用产品偿还)。他十分赞同这种作法,认为它能减少农民流徙,还能阻止大地主的高利剥削和土地兼并。张栻还提出了“薄赋宽民”的主张。
上承二程学统 阐述天人精蕴
张栻继承了二程的理本体思想,提出天、性、心三者,名异实同,皆同体于理。他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理,理是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据。他说:“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他以太极为理,太极变化便产生阴阳二气,二气交感便有万物化生,称“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这样他就重申了二程关于天下只有一个理的思想。
他又讨论心性问题,使之同居理的地位。他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即是说,天、性、心三者均为天理的直接体现,都具有天理的形而上品质。这里,张栻突出了心的地位,走出程朱在性情中论心的局限,使心具有本体性质。他说道:“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心是万物主宰,是万理统摄。这便由同体于理,发展到心直接为本体。这就把程颢心即理之说,提到新的理论高度。
张栻理学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主持岳麓书院 育传道济民之才
在乾淳之盛的众多理学家中,张栻也是最早利用书院作为研究,传播理学的基地。张栻曾创建善化(今长沙)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力主抗金,学术上虽承二程,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
张栻旗帜鲜明地反对书院教育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反对以汉唐的传注经学为教学内容,而提出书院应培养能“传道济民”的人才。
所谓“传道”,张栻认为首先是要传承儒家道统;所谓“济民”即济世用民,学以致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传道”与“济民”相辅相成,是真正人才所必须具备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只传道而不济民是空虚之教;只济民而不传道是无本之学,用事则大体不明,茫然无措。他鼓励学生将道德精神的修养和经邦治国的功业结合起来。他要求学生们能够学习那些“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的有关国计民生的种种有用学问。
可以说,张栻上承胡宏“务实之学”余绪,下启近千年湖湘学子经世致用之风潮。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门生们的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湘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或许,是南宋偏安一隅的形势,逼迫着当时最优秀的学者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寻找经纶济世的救国理世道路,但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在湘学发展过程中开创出来的务实学风,让湖湘学子每逢天下大势风云突变时,能够积极探寻最符合现实的道路。无论蔡和森等人赴法勤工俭学,还是毛泽东研究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已经成为湘学发展长河中催人奋进的鲜活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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