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代表委员针对民生问题提交了诸多议案。由于二胎政策刚刚落地,“二孩”也自然成为“两会”上的热门议题。本版摘录了一些关于“二孩”如何落地的建议、议案,看看政府在应对“二孩”的政策上应该做哪些准备。
3—6岁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据了解,很多女性反映,单位在招聘时会问生孩子的问题,二胎政策出台后,单位对女职工休产假的顾虑更严重了,给女性就业造成了很大困难。相关专家认为,从企业角度考虑,国家支持太少,应该在财政上给更多税收优惠、补贴。国家要切实做好政策支持,让女性没有后顾之忧。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从六个方面提出建议:男性育儿假、国家补偿企业付出的生育成本、加大投入发展公共托幼服务、防治与惩处用工性别歧视行为、组建妇幼保健人才队伍、建设和完善公共场所的母婴辅助设施如育婴室等。
他建议,国家应尽早进行法律解释或修改,明确歧视的概念,在劳动监察部门专门设立更加简便的程序和对性别歧视进行细则的界定,对孕产歧视案例进行快速和严格处理,制定更严厉处罚措施等。
此外,朱列玉还特别强调,国家应加大投入发展普通家庭可以负担的公共托幼服务,缓解家庭压力。具体做法是把义务教育下移一个阶段,将学前教育(3—6岁)纳入义务教育,同时大力兴办日托(0—2岁)与幼教(3—6岁)设施。
提高公办幼儿园占比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公益普惠”程度较低,民办幼儿园占比过高,“公办民办并举”格局尚未形成,质优价廉的公办幼儿园成了“一(学)位难求”的稀缺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刘焱呼吁,加强学前教育投入,全面提高公办幼儿园占比。她认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如果不持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扩资源,调结构,提质量,当新的“婴儿潮”到来时,势必形成更为严峻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刘焱建议,要保存量扩增量,解决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普惠供给,“我国有20.99万所幼儿园,公办仅占24%左右,企事业办园占比超过9%,民办园占比达到66.36%。”刘焱说,去库存去产能,将有不少企业办幼儿园流失,建议将这些幼儿园全部纳入公办园管理,留住公办幼儿园存量,全面提高公办幼儿园占比。
刘焱还建议,制定公办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并纳入当地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她说,目前很多地方的公办幼儿园靠较高收费维持运行,与公办园性质名不副实。
对于刘焱提到的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之前一段时间,我国一直致力于义务教育的发展,对于学前教育重视不够,自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才加大了投入力度,实施了两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使得我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50%提升到了75%,2020年计划达到85%。“如果按照义务教育的指标来看,85%就算是基本普及了。”
延长产假 实行12年义务教育
学前教育费用日益飙高、婚育机会成本和抚养成本过高、产假问题、女性就业问题等都成了想要生二胎的父母面前的一道道“大坎”。专家预计“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每年新增200万人,但到2015年8月为止,也只有169万对夫妇提出生育二孩申请。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贺优琳建议,对生育进行财政补贴奖励等优惠政策,减轻生二孩的家庭经济负担,增加民众生育意愿。
其次,他建议将产假延长,女方产假时间要比第一胎长一个月;保障各种福利,延长男方产假。
此外,贺优琳建议政府需要做好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服务,营造一个愿意生二孩的社会氛围。比如,提高教育的投入,降低养育成本。办好学前教育,把幼儿园纳入公立教育,形成以公办为主体,政府主导,少量高端民办为辅助的学前教育体系。
减免生育二孩的家庭个人所得税
现在许多想要生二孩的夫妻都是双职工,生育的主体——妇女在选择生育二胎的同时会面临职场和家庭的种种困难,严重影响二胎政策的具体落实。专家认为,要使全面二孩政策落到实处,就必须减轻育龄夫妇生养孩子在经济上的负担。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建议,首先政府应减免税收,税务部门应制定具体办法,减免生育二孩的家庭个人所得税。
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多孩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并提供财政补贴。例如,新加坡家庭如果生育两个孩子,家长可得到:2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婴儿花红、5.3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育儿及托儿津贴、1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4.6万元)所得税减免。
其次,黄细花呼吁延长生育假,将生育假期从现在的98天延长到180天,以利于母乳喂养。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解决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
她认为,适龄且符合政策的夫妇犹豫生育二孩,工作与生活难以兼顾是一大因素。“如果女职工生完孩子后需要继续上班的话,必须有足够的、令人放心的托儿所。政府有必要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缓解女职工的负担、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完善婴幼儿照料体系
目前我国0—3岁儿童照料形式相对缺乏,以家内照料和个体化照料为主。无论城市或农村,不是选择祖辈照料,就是选择父母一方(以妇女为主)放弃就业在家照料孩子。在城市中,雇请保姆在家照料的情况也十分常见。
二孩政策的实施很可能使其中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放大。比如祖辈照料方面,不少祖辈年老体衰,照顾孙辈力不从心,且和父辈存在养育观念差异,往往催生家庭矛盾。雇请保姆方面,由于市场价格高企,不少家庭负担过重。主动辞职回家照料小孩的妇女,会因此失去经济上的独立性,也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建议,应出台组合性社会政策,完善0-3岁儿童照料体系,形成多元化的照料渠道,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比如,可以鼓励兴办公办及民营的0-3岁儿童照料机构,从资质和日常运作上进行严格监督,从政策上给予充分扶持。
另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工作单位重建育婴室,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可对受益职工适当收费。
“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建立社区儿童照料中心,开展临时托管和日间照料等多样化服务,以社区为平台开展儿童照料方面的亲职教育。”孟晓驷说。
此外,还可以考虑延长产假、育儿假期限,支持有条件的家庭选择一方家长在家照顾儿童。只有创造更为丰富的0-3岁儿童照料形式,才能根据家庭状况和孩子自身特点,使儿童获得更为充分的照料,为其在成长关键期打下坚实的基础。
孟晓驷指出,上述多元化照料渠道的建立,涉及包括教育、卫生与计划生育、财政、民政等在内的多个部门,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建议先提出一个总体的政策实施框架建议,再通过多部门协调配合逐步完善0-3岁儿童照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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