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以量化的概念来说,就是每年一次数以亿计人的“大迁徙”;从情感层面来说,是用一年的“积攒”宣泄近年常态化的“悲欢离合”。今年春节,人们情感的宣泄口已经从“无力吐槽的春晚”转变为一种叫“返乡体”的文章。从《一个农村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到上海女孩“逃饭”引发的铺天盖地的评论与再评论,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对乡村社会的集体追忆和反思,伴随着年夜饭被嚼得津津有味。
日前,一篇《如果故乡“沦陷”,每个在外的人都是“帮凶”》的评论中称,农村的衰败起于逃离,复兴在于拒绝离开。如果说故乡沦陷了,那么我们每一个在外的人都是“帮凶”。我们都不过是雪崩中的一枚雪花,共同造成了这个“恶果”。 我们的离开即使不是错误的,也应该是一种自责的愧疚。
对于这种观点,乍一看博人眼球,引人深思,但又有多少人能感到“自责的愧疚”。那些在大城市落地生根的人,他们除了每年或者几年感受一次它的破败贫穷,惋惜一下乡土依旧,乡韵不在,然后又回到城市继续打拼,留下父母老幼去坚守。
他们心里的愧疚,也是对父母、对儿女的愧疚,能有几人是对整个乡村社会的愧疚。
如果没有近两年发布的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置业的优惠条件,恐怕再呼吁人们内心的“愧疚感”也不能将其唤回故土。农民工会因为高铁修到家门口,未来整个村会规划为旅游区而决定回乡盖房子,而不会因为和子女聚少离多,轻易放弃大城市的工作。
“如果在家门口能赚到不比外面少的钱,谁会愿意背井离乡去陌生城市打拼呢?我们期待着家乡发展起来,让我们有更多留下来的机会”,相信这句话说出了很多农民工的心声。
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涌向大城市,伴随他们的不仅是落户难、看病难,因此产生的留守儿童也是农村社会的一大问题。农民工返回家乡,或者回流到三四线城市创业、生活、落户,不仅符合中央就近城镇化的政策导向,也能不再让留守儿童成为一种“现象”,为高龄农民工以后的养老作铺垫。当然,这离不开政府对农村的政策偏向以及土地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未来的某天,大城市的姑娘不再从“凤凰男”家中“逃饭”;谈到农村,人们不再是以一种或猎奇或惋惜的心态来窥探、追思;留守儿童不再经历一年父爱母爱的缺失,集中式地情感爆发之后,然后父母离去,进入下一轮空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故乡,这些都可期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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