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道：历史天津的一章

　　编者按

　　“五大道”是一个饱含文化记忆的地理符号，是天津九国租界的代表。十八世纪后期，英、美、法等列强迫使清政府划出租界，他们在租界内各自为政，按照各自国家的建筑风格，建起一片片的“国中国”，这便是天津小洋楼的由来。而小洋楼最集中、占地面积最大的，莫过于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一带，天津人习惯将这一区域称作“五大道”。这里的小洋楼建筑形式丰富多彩，有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衷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因此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

　　作为历史文化名街，五大道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不同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中西合璧的五大道建筑，将历史价值、研究价值、欣赏价值、旅游价值集于一身。2004年，五大道荣获建设部颁发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10年，在苏州举办的全国历史文化名街的评选中，天津五大道获得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的第一名。

　　这里迄今仍保持着幽静别致的街区风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不仅愧为津城胜景之一。五大道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在：姿态万千的西式建筑群体景观；建筑的私密性构成深幽寂静的街区风格；近代名人荟萃之地，蕴含许多珍贵的史实轶事。

　　有故事的建筑

　　五大道地区作为近现代天津历史的一个典型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浓厚的历史感是特有的,因为许多近现代名人都在五大道留下了足迹，几乎每幢建筑里都蕴含着故事，充分展现着近代中国百年变迁。

　　近代历史的风雨烟云，政治人物的浮沉轶事，似乎都镌刻在天津五大道地区幢幢洋楼斑驳的墙面上，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以及楼主的人生命运，时常引发观者的唏嘘慨叹。

　　位于重庆道55号的庆王府，始建于1922年，由清末最后一个总管太监小德张督建。1923年，庆亲王爱新觉罗·载振来津后，入住这套宅院。庆王府是一座别开生面的花园住宅，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西式门楼，高大的石台阶，主楼为典型的中式建筑——由二层楼的四合院构成，西式外檐，中式天井和装修。庭院东部为中式花园，有假山、石洞、水池、小桥和六角凉亭。解放后至今，这里一直是天津外事办公室的办公处。

　　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旧宅，坐落在河北路与重庆道交口，三层楼房，属英国别墅式建筑风格，布局别致，造型精美，现为民革天津市委所在地。由于顾维钧旧宅保存了当年的风貌，近年来成为拍摄影视剧的理想之地。例如《大转折》《周璇》《弘一法师》《张自忠》《梅兰芳》《少年周恩来》等影视剧，都先后到这里拍摄。

　　北洋政府先后下野的四位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都蛰居于津门。每当路过他们的寓所故居时，伴随着父老曾讲述的旧闻轶事，辄引发许多谐趣遐想。

　　黎元洪在津的别墅颇多，但都先后被拆掉，只剩下一座私人影院。据说他本人对武昌起义纪念日非常重视，每逢此日，便燃放焰火并放映电影，邀请亲朋与邻居出席共庆。1928年初夏，黎元洪偕夫人到英租界看赛马，脑溢血复发失语，6月3日病逝。6月28日，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他因此成为自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的第一人。

　　徐世昌和曹锟的公馆都在英租界上，而且保存完好。徐世昌自己居住的那处寓所，极有特点。它是一座典型的英式别墅，无论是凹字形的陡削瓦屋顶，长弧形欧式观赏露台，还是清水砖墙，再有庭院里高耸的大树，所有的一切无不弥漫着秀丽典雅的欧式新自然风格。这也与他的“文治总统”的称号相得益彰。举人出身的徐世昌，其实是地道的天津人，就出生在老城厢里。后步入仕途，逐渐平步青云。他在当了４年的总统后，因曹锟恢复旧国会而被迫辞职，回到天津当起“租界寓公”。晚年的他吟诗作画搞收藏，闲时种种菜，倒也自得其乐。

　　曹锟的旧宅离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钟的路程。曹锟也是天津人。1924年，凭贿选当上大总统的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后来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下野，随后便回到天津隐居。当时，曹锟有两个夫人在天津租界地居住，起先，他与三夫人住在一起，时间不长，就搬到四夫人刘凤伟那里，直到去世。曹锟的宅邸没有徐世昌宅邸浪漫，但因腰线采用立柱造型，并且顶层出檐，所以沉稳中渗透着气势。

　　五大道拙朴的院墙、褪色的百叶窗、紧闭的大门、婆娑的树影、茂密的爬山虎、精美的廊柱，这里的一切都在不经意间流露着典雅与宁静。五大道的绝妙与精髓全在一个“静”字。正是这份静谧幽邃，让人们心底暗藏的小资情调得以飘扬，让浮躁的灵魂找到了归宿。

　　有文化的城市

　　俗语云：“五千年历史看西安，千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1860年之后，在不断遭受外强入侵的背景之下，九国租界，华洋杂处，中西碰撞，彼此相异的中西文化，却在天津这座都市奇迹般地交融相生。租界内的楼房、教堂、洋行、商家，现代城市管理、西方生活方式等等，对于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产生了直接而久远的影响。

　　随着五大道上各国租界洋楼的拔地而起，天津的市政建筑和公用设施开始走向近代化——邮政、电报、电话、医院、公园、公厕、电力、电车、自来水、体育场、游泳池、电影院、游乐场等现代设施及文体场所纷纷涌现。小洋楼文化所展示的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以及租界在市政管理、经济结构、建筑风貌、公用设施、人文意识、生活方式等显现出的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事物，为封闭滞后的老城区如何向近代城市转化攀升、打开眼界、激活思想、提供样板，注入了活力。

　　进入20世纪后，京畿门户、经贸都市、九国租界等重要的因素，使天津在中国的位置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首先，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府衙设在天津，使天津俨然成为首都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其次，社会发展与朝政变幻，使天津租界成为理想的政治避风港；第三，河海相通，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海关的便利；第四，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呈现出无限商机；第五，华洋杂处，东西交融的租界文化，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因此，天津成为清廷遗老遗少定居、下野政客蛰伏隐居、商界学界人士定居以开拓事业的首选都市。另有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寓居津门，从事社会活动。故依河枕海的津门为近代海内外风云人物荟萃之地。从辛亥革命后到“七七事变”前这一历史阶段，仅在天津租界做寓公的政客军阀及清朝遗老遗少等，就多达数百人。

　　另外，小洋楼文化把西方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一股脑地带进天津，对天津青年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外来的西方文化在与本土传统文化激烈碰撞和反复摩荡之中，逐渐适应，历经磨合，渐趋交融。因此，小洋楼文化成为中国年轻一代向西方文化观摩学习的窗口。近现代天津籍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文艺家，他们接受基础教育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小洋楼里度过的。

　　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伴随着小洋楼文化的形成，晚清的洋务运动和北洋新政先后以天津为北方的中心次第展开，其势亦如大潮涌起。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天津近代工业体系、商贸格局、金融市场、市政管理和文化结构等五大体系相继形成，为天津城市近代化和跃升为中国北方商贸中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