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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热火朝天，很多城市制订了智慧城市发展规划。然而，在建设中却忽略了制订相关语言服务的系统规划。虽说，国内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分别借奥运会与世博会为契机，制订了一些与语言服务相关的规划，但还并未有意识地使语言服务规划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组成部分。
整体来说，我国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主要存在语言服务语种单一、服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互联网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供语言服务的载体之一。但是，诸多城市的门户网站建设却不容乐观。相当一部分的政府机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等的网站缺乏配套的英文版，更别说其他语种。即使有，也存在内容滞后、极少更新、翻译水平较低、子版块链接不能打开的问题。近期比较热门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如公共自行车系统、掌上公交APP、城市电子地图、汽车客运自动售票机等均缺乏相应的外语服务，民族语言服务平台更是匮乏。
美国学者安东尼·汤森倡导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采取政府主导、全民参与、企业加入的模式。随着语言服务产业规模的日益庞大，中国要使其效益最大化，并在战略的高度服务国家或具体的城市，也可采取这一模式 。
政府主导。政府可以制定规划大纲，也可调集各种资源，理应成为提供语言服务的倡导者和主导者。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语言服务建设时，要注意与市民的需求相匹配，并考虑城市的长远发展。一方面，应学习和借鉴国内大城市建设国际化语言环境的经验，采取各种方式方法，灵活有效地提高市民的全面素质，特别是外语素质，并组织相关活动，为国际语言生活环境的建设奠定群众基础。实际上，国内大城市建设国际化语言环境的经验也不是太充足，相关部门可参考国外城市的做法。这当然不能死搬硬套，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另一方面，构建国际化语言环境的同时，应促进汉语的传播。在提升全民外语素质和母语素质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制定语言服务规划。比如，江苏盐城因为韩国客商较多，十多年前很多街道指示牌就采取了汉语、韩语对照的形式，并且每天在一定时间内，用韩语播报当地新闻。这些做法可以为其他城市所借鉴。
全民参与。政府应该引导市民把提升语言能力化为自学行动。智慧城市建设中，解决城市问题，需要全体市民的参与。在当今城市，各类经济文化活动能否顺利展开，相当程度取决于构成经济主体的城市的语言软实力，而市民的综合语言能力是城市语言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城市中的理想市民应该在熟练掌握自己的母语通用语及方言的基础上，熟练掌握一两门外语，并且初步学习国内另一种民族的语言。因此，语言决策主体应该有长远的规划，激发市民学习语言的热情，使市民主动学习外语。最终的目标是，使这些积极参与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语言服务的提供者。另外，针对特殊群体的语言服务，如对有“语言障碍”群体的服务，个人或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太高，这就需要政府发力，把其作为一项能使特殊人群获得无障碍通道、平等享受城市建设成果的一项事业来执行。同时，政府应该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开源大都市的建设。开源软件和数据为建设智慧城市创造了无限的可能，其中也包括语言服务。上文所提及的掌上公交APP和公共自行车系统缺乏外文版本等问题，可发动市民添加，再由专家把关。这就是安东尼·汤森所倡导的“市民自助之城”的概念。
企业加入。毫无疑问，大范围语言服务的提供，还得借助于企业的力量。具体来说，城市语言服务体系可以采用商业公司出技术、政府投资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采用政府政策引导、商业公司独立投资运作、政府进行管理的方式来实现；还能以PPP的方式实现。语言服务中如电视台外语节目、景区外语指示牌等属于公共产品和服务，此类服务可考虑采用PPP模式运营。此外，加快建设多语种电子信息导航系统以及多语言城市资讯交互平台，也要由政府牵头，广泛联合众多机构和公司一起搭建覆盖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及网络等媒体的多语言城市资讯交互平台。
大力发展语言服务产业，促进城市之间合作。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但由于大城市人力、土地等成本攀升，不少总部位于沿海一线城市的公司纷纷将语言服务智能部门设在了二三线城市。如携程旅游将呼叫中心设在了江苏南通，京东将客服中心设在了江苏宿迁，亚马逊（中国）客服中心设在四川成都。一些新兴城市可以利用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主动与较发达城市对接，积极发展语言服务产业。
顺应O2O平台、物联网、大数据等互联网发展趋势。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语言服务行业也随之得到蓬勃发展。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如何将创新科技与语言服务行业完美结合？怎样才能促进互联网成为语言服务的重要载体？目前，比较流行的O2O商业模式可以助力语言服务业的发展。例如，可以采用线上提出语言服务、线下提供语言服务等模式。具体而言，可以借助这些平台，提供翻译服务，外语培训辅导等。
（第一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创新工程部主任）
